转自：中国新闻周刊：40万医生放弃行医为哪般

小医生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40万医生放弃行医为哪般
　　多年来，在医患纠纷中，主流媒体相对多地同情弱势一方的患者，医生的声音鲜有受到关注。
　　这也表现在司法环节：最高法规定，从2001年开始，医疗纠纷中要施行“举证责任倒置”——就是要医生在遇到法庭审理医疗纠纷时，提供自己无罪的证据。如果拿不出无罪证据，就可以判定医生有罪。
　　经过“七年之痒”，这一法律解释也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举证倒置” 的本意是为了保护患者权利，却把医生和患者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甚至客观上加剧了医生和患者相互猜忌、互不信任，事实上进一步导致了医患关系的恶化。
　　本组文章期望通过换一个角度，对医患关系进行观察和调查，以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现代医学在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处境，从而能更加“专业”地看待医患关系这一并不新鲜但仍然存在的话题。
     一名妇产科大夫的24小时
　　“拿起拷机，就像狗一样被叫来叫去。”
　　“个人爱好？个人爱好就是睡觉！”
　　“我们的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2008年的一个星期六，雨。上海某区中心医院住院部五楼，十七病区，妇产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一名医学院实习生的名义来到这里，随行体验了一名妇产科医生的值班经历。
   “常规”的上午、中午和下午
　　章青医生30来岁，很瘦。她留一头短发，带着些自然卷，刘海底下配着一双圆圆的眼睛，一双手干燥瘦削，手指很长。
　　8点15分，章青走出办公室，到了十九病区的护士工作台，拽出放病历的小推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点32分，她开始查房。拿出病历，敲门，进门，逐一询问里面的产妇，查看腹部的切口恢复状况，检查子宫位置，这就是章青的一整套查房动作。十九病区的都是剖宫产产妇，每检查完一道手术切口，章青都要把产妇肚子上的腹带重新系好。
　　查房结束，9点10分，章青得以在电脑前坐下来。她登陆病历系统，开始对着病历本往电脑里输入病人情况。看着12本厚厚的病历，告诉记者：“还欠着前天的都没登记完，今天先补上那天的再说。”
　　刚把第三份病历放到电脑前，章青的拷机就响了，她起身回电话，听完通知后，下楼出了住院部，到了门诊楼三层的“特需门诊”——这里的妇产科今天无人值班，章青便顶上了。患者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里面，碰上她们去做检查的间隙，章青就翻看电脑里刚给患者开出的单子，对药量进行增减。
　　终于没有人再进诊室了，章青又检查了一遍给最后一位患者开出的单子，就趴在了桌上。“能来这里（特需门诊）的都是有钱人，今天不算忙，忙的时候一上午要看20个特需。”10点48分，章青回到住院部十九病区的办公室，继续往电脑里登记住院病人的病程记录。
　　11点多，一名医生走进来招呼章青吃饭，章青从冰箱里拿出两个盒饭——前一天中午和晚上吃剩的，急匆匆走到办公室对面的“理膳间”，翻出一只断了一个把手的铝锅，把两盒剩饭倒了进去，往里面加了些自来水，热饭。
　　饭还没有热好，接到护士的通知，章青去病房给病人换药。15分钟后，章青和她妇产科的同事们陆续从各个病区回办公室，同事帮章青捎了一盒食堂的盒饭，里面有大半盒饭，卧着两个狮子头和几根青菜。午餐时间只有10分钟，医生们快速地填满了肚子，便出了办公室回到各自的病区，没吃完的泡饭仍然搁在铝锅里。
　　章青去了趟病房，回来继续坐在电脑前登记病程记录。安静一直持续到了12点半，拷机没有再响起来。章青走回十七病区的医生宿舍——一个六七平米的小屋，爬上自己的单人床，安排记者在旁边的双层铁床上休息，自己很快就睡着了。
　　13点40分，午睡结束。章青又回到她的办公室开始登记病程，20分钟后，拷机响了，于是又下楼、上楼，来到特需门诊开始接待病人。这之后，只要拷机声一响，章青就必须马上赶到门诊楼，然后再快步走回住院楼的办公室整理堆积如山的病历记录。“拿起拷机，就要像狗一样被叫来叫去。”　　偶尔的间隙时间，她也会跟记者聊两句。问起平时有没有一点时间做些个人爱好时，章青瞪了瞪眼睛，笑了：“个人爱好？个人爱好就是睡觉！”
　　晚餐很丰盛，因为同事们从食堂打了一份砂锅辣鱼回来，五个盒饭一人一个。马上就要进入夜班了，记者问章青：晚上吃宵夜吗？她摇摇头。劝她多吃些晚饭，她跟同事们相视一笑，开起了玩笑：“低调，要低调。不能多吃，吃得越多晚上病人越多，吃得少人少，这是长期以来总结出的经验。”
战斗打响——黎明前的攻坚战
　　没有收拾碗筷的时间，拷机响了。
　　17点一过，“战场”正式转移到门诊楼的急诊室。
　　这是一位见红的孕妇，章青赶紧给她做了检查，查宫口，测胎心，结论是孕妇必须去做B超和心电图，孕妇被家属搀着去做检查了。三分钟后，又送进来一个先兆流产的孕妇……急诊一个接着一个，到了18点40分，门外没有病人了，章青赶回到住院部，去特需病房、产房查房。
　　21点35分，拷机又响了，章青出办公室，坐电梯下楼，穿走廊，进急诊室。四名患者，一个接一个，都是孕妇。时至午夜。趁着一名孕妇刚去做检查还没有回急诊室，章青抽空又回了住院部。出急诊室，穿走廊，坐电梯上楼，进办公室，一路都是用小跑的速度疾走着，“三分钟，一百多步，我数过。”
　　20日凌晨的第一分钟是在急诊室度过的。直到1：55，住院部和门诊楼间的走廊上，章青来来回回匆忙的脚步声踏完了一个又一个的三分钟。
　　指针指向凌晨两点整。
　　又送走一个患者，章青听了听门外的电子排号器终于安静下来，便一下子趴倒在急诊室的桌上，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闭着眼睛轻声说：“你回我宿舍休息吧。”“那你呢？”“我就在这儿睡会儿。”章青指了指窗边的一张急救台，上面放了一床被褥和枕头。“我给你带杯水下来吧。”“不用。这会儿赶紧抽空休息一下，到两三点的时候，一些特殊业务就会来了，一般要到后半夜才会消停点儿。”因为医院挨着附近的“红灯区”，章青经常在半夜接待一些特殊职业的病人。
　　记者还是给她带了半杯开水下楼，送到急诊室，刚到门口，便碰上一位病人，拿着挂号单在妇产科急诊室前敲门。看完病，送走了病人，记者把水递给她，她喝了一小口，记者问：“是怕没时间上厕所吗？”她点了点头，一声不吭地在急救台上又睡下了。
　　凌晨3点14分，一个男人扶着大腹便便的妻子，焦急地敲响了急诊室的门……又来了一位病人，接着又是一位。送走一位病人去B超室，章青趴在了办公桌上，一直在旁边只是看着她工作的记者，连轴转20个小时熬到现在，也头昏脑胀了。章青轻声宽慰：“三到四点是最累的时候。这会儿病人们在家睡了一觉都醒了，就来医院了，过了这一段就好了。”
　做B超的病人回来了，因为她有糖尿病，体内还有56mm的囊肿，章青给她开了进一步的心电图检查，告诉她把刚才的六项检查费共60.50元交清，再去办理住院手续。病人家属犹豫着，喏喏地走出了急诊室。另一名患者又进来了，章青又开始忙碌。
　　凌晨3点36分，一个护士打过来电话通知：那个患糖尿病需要缴清60.5元检查费然后住院的病人没有缴费，逃费走了。“又逃了一个。”章青无奈地说。医院病人逃费经常发生，产生的经济损失，一部分算在医院头上，剩下的则算在科室和值班医生的头上。
　　4点零6分，一小时前执意回家的一位病人重又敲响了章青的诊室门，她的腹痛变频繁了。这次章青没有再多说什么，病人家属催着她说：“医生，我们肯办了，办住院。”送走这位病人，章青叹了口气，看了看门外，说：“下半夜了，是消停的时候了。回宿舍安心睡觉吧。”4点30分，章青一句话也没说，手术帽都没有摘就和衣睡了。
愉快的换班
　　两小时后记者醒了，这时章青已经起来。6点46分，章青拿起病历本进了十七病区的产房，开始查房。查房时意外发现了昨晚逃费的病人，据护士说，这个病人四点半左右就回来了，因为疼痛加剧，乖乖缴清了费用，遵医嘱办理了住院手续，进了产房。章青听完，笑了笑，继续教年轻的父母怎样给小孩包尿布，嘱托孕妇42天内的生活注意事项。
　　半小时后，章青查完产房出来了，哼着歌儿，话也多了起来。剩下的工作只有十九病区的例行查房，然后交班——24小时的工作就要结束了！
　　从十九区的护士台里推出小推车，章青带着12本病历，又开始逐个敲响她的12位病人的房门。7点58分，查房完毕。
　　推着小车进办公室的时候，章青有点兴奋，“开天辟地第一次在8点前查完房！昨天一晚上只接了5个病人住院，做了一台手术，还是别的病区医生做的。以往忙的时候，值一个急诊夜班，我要接待15个病人，做5台手术。有一个礼拜天，从早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一直在手术室里面待着，我那个恨呐，就算是骡子是马也该歇歇！”她认为昨晚雨大是看急诊的病人少的主要原因。
　　她接着说，赶上忙的时候，值完夜班还不能下班，因为病人太多而无法结束工作，于是要继续工作第二个24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医生会说“医生的全日制工作很可能不是24小时，而是48小时”。不仅如此，万一出了差错，值班医生还要挨领导批评。“经常有医生累得坐在椅子上哭。”章青盯着手中的病历本，说，“我们的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星期日，早晨8点整。换班的医生来了，医生们集中在十七病区产房外的办公室里，准备交班。对面的小浴室里，熬了一宿的护士们正在匆忙进出。记者问章青：“你平时也会洗个澡再回家吧？”“要看我有没有力气洗。”她说。
　　8点32分，交班会议结束。章青把病历本递给了她的同事周医生：“今天雨变小了，病人会很多。”章青说着，掏出拷机，交到了她手里。
医生收入：是高还是低
　　“风险很高、收入很低、付出很多、理解很少”，专业人士眼中的医护行业这一特点，与普通老百姓所认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国家统计局2006年工资统计报表数据显示，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的19大类91个行业中，卫生行业在岗职工以人均24030元的年收入排名24位，略高于全国行业间人均年收入21001元的平均水平。
　　“医生接诊一个病人的费用， 比擦一双皮鞋还便宜”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医院改革与管理研究室主任李卫平研究员目前正在做有关医护人员收入的调研。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这些年医护人员收入有了较快增长，但这种增长一方面是在医护人员收入过低基础上的增长，是试图纠正“脑体倒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医疗服务量迅速增长的结果。
　　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医院的门诊人次在2000年至2006年间，从4.31亿人次增长到6亿人次，增长了近40%；城市医院的住院人数从1398万人增长为2320万人，增长了65.95%.李卫平说：“随着医院医疗服务量的大幅度增加，医护人员工作量严重超负荷。”
即便医护人员收入有了增长，但在李卫平看来，目前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仍不合理，收入不能直接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务价值。她说：“北京地区医院的普通挂号费为0.5元，主治医师挂号费1元，诊疗费为2.5元，造成医生接诊一个病人的费用，比擦一双皮鞋还便宜。”
　　据统计，2006年中国内地医护人员支出仅占医院支出的26.86%.相比之下，香港公立医院人员支出却占医疗机构总支出的80%.医学。
　　李卫平说：“（中国内地）医院的这种收支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医生收入分配只能间接或直接地以其服务后产生的药品和检查收入为依据。”
　　她认为，“医疗行业具有高教育投入、高专业技术、高劳动强度和高执业风险等特点，医生应当有较高的收入。”
　　

小医生

“以后越来越没人愿当儿科大夫了”
　　目前，中国医护人员的收入一般包含基本工资、津补贴和奖金三部分。根据2006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统计，2006年中国医疗机构的人员收入构成中，基本工资占45.59%，奖金34.18%，津补贴24.22%.
　　在这个基础上，如再将基本工资的30%～50%作为奖金发放，则实际上奖金在人员收入中所占比例最高。
　　改革开放以来，医院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数次大的改变。李卫平告诉记者，从演变过程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放宽奖金限额的过程。在一定的总额控制下，试图给医护人员必要的激励。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大多数医院采取院科两级核算的奖金分配制度，让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主要与所在科室的“效益”相联系。
　　这样的初衷是想利用团队激励的办法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医疗成本，但由于客观上各科室医疗手段的不同，造成收入水平相差甚远。在一些用药少、缺少手术的科室，主任医师的收入甚至还赶不上其他效益好的科室的护士。
　　一位曾在北京某医院儿科工作过的主治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儿童用药量少，只有成人的1/6到1/3，导致儿科的奖金远远低于其他科室，但儿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却丝毫不比其他科室少。再加上工作压力大，这位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的医生不久就辞职，做上了医药代表，为医药公司推销药品和医疗器械。
　　目前，医院效益较好的科室一般是骨科、脑外科、创伤、心内科，这些科室可以大量地用到进口的各种医疗材料，而且手术多，因此收入高。
　　“现在决定医生收入差距的不是医术水平，而是你所在的科室。”另一位仍在儿科工作的医生跟记者说，“以后越来越没人愿当儿科大夫了。”
　　“医院靠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支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医院是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当时，在国家“包工资”的情况下，医疗收费不含人力成本，因而长期执行低于成本的医疗服务价格。
　　“但近些年来，国家财政补助不到医院总收入的10%，只能承担离退休费，其他的费用都需要医院自己去挣。”李卫平说，“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行不含人力成本的医疗服务价格，医院就只能依靠业务收入，尤其是其中的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支出。”
　　2006年政府下拨的财政补助所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仅为6%，医院超过90%的收入不得不从“市场”取得。
　　与此同时，药品和检查收入不断增加。2006年中国内地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占到总收入的71.42%——相比之下，香港公立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仅为7%.
　　“这就容易对医生行为造成误导，使医生认为奖金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都是来源于药品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为医生私自收受药品回扣提供了道德上的借口。”李卫平说。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位医生对记者说：“承担大致相同的医疗工作，不同的医生收入差距可能超过5倍，关键就看你怎么做。”
　　部分医生为了弥补收入不足，开始在体制外寻求收入，出现了医生兼职行医的执业行为。“你经常可以在周末的航班上看见很多医生。他们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到其他城市的医院做手术或会诊的。”李卫平说。当然，并不是什么医生都能兼职行医的，必须要有一定声望。
40万人放弃行医
　　一方面，很多患者把“看病难、看病贵”归咎于医护人员的高收入，对医生为提高收入开高价药、拿回扣和收红包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医护人员却埋怨工作强度和压力大，收入低、与劳动付出和技术含量不成比例。
　　在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蔡忠军看来，医护这个行业的特点是“风险很高、收入很低、付出很多、理解很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由于压力大、收入低，很多已经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医学毕业生都放弃了从医，“一个医学院士的博士生，毕业后，却去卖保险，很遗憾”。
　　“现在，很多医院后备力量严重不足。”中国医师协会信息部副主任张帆告诉记者，日前她刚受卫生部委托，去各地医院调查，发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2300多张病床，却只有47名住院医师，大量一线的工作需要主治医师，甚至副主任医师去做”，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医护人员“缺口更为严重”。
　　张帆自己就是医生改行的一个典型案例。她1988年毕业于广州医科大学，开始当儿科医生，她的丈夫也是医生。“一个家庭里有两位医生，孩子就荒废了，根本没有教育孩子的时间。”张帆说。
　　1996年，张帆从医院出来，进了外企，怀里还揣着军官证，第一次拿到5000块钱的工资，张帆说，当医生的时候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还有一个朋友，带着崇高的理想选择了当医生，医学硕博连读后却去卖保险。”提起自己这个朋友的经历，张帆难掩心中的惋惜。
　　据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办的中国卫生人才网报道，最近6年中国共有100多万人通过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有40万人没有注册。也就是说，这40万人都没有选择从事医疗行业。
　　“在医护行业，收入高和收入低的现象都是事实。”蔡忠军说，“但收入高的毕竟是少数，而普遍的低收入、高压力，已经严重影响到医护队伍的稳定。你去问一问，有哪个医生还愿意自己的子女去做医生？”

迷途小书童

这个帖子反映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
    现实中有庸医，也有恶医，但绝大多数的医生还是仁者丹心的，我们不能因为大树有枯枝就否定一片森林。
    一方面，很多患者把“看病难、看病贵”归咎于医护人员的高收入，对医生为提高收入开高价药、拿回扣和收红包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医护人员却埋怨工作强度和压力大，收入低、与劳动付出和技术含量不成比例。医患关系有时紧张的如同敌我矛盾一样。这里面有医生的个人因素，也有病患的个人原因，有医院的管理问题，更有体制机制的问题。
    从当下来看，医护这个行业的确存在“风险很高、收入很低、付出很多、理解很少" 的问题。希望能有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不要让医生伤心绝望，也不要让患者痛苦麻烦。不然，今后没人愿意当医生就麻烦大了！

gfhuang

看来做医生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