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在有限的自由中

lwm2005

李慧玲
大家戴着脚镣，看谁的舞跳得最好，那才真正考验人。
　　同事晓玲去四川采访地震一周年回来，带的手信不是什么吃的东西，而是摆在采访组通常放食物的桌子上的好几本时事杂志——她说是“精神粮食”。我不晓得吃精神粮食的人有多少，但对我而言，在北京的美好时光，正包括了有丰富的精神粮食。在北京工作，平日时间不够，周末总是得继续啃新出版的书报。而阅读从来不是苦差。
　　中国的媒体世界这些年经历不少改变，因为有了市场运作，平面媒体之间竞争得很厉害。他们有足够的知识、文化底蕴和市场运作的头脑，竞争不是比彼此怎么降低水平。
　　同一个新闻事件，不同的报纸、杂志做来，读者可以比较他们的角度、做法，并且阅读他们所要传达，却没有直接写出来的信息。大家戴着脚镣，看谁的舞跳得最好，那才真正考验人。
　　去年底在香港买了一本《中国传媒风云录》，收录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下访问学者演讲或研究的内容。书名“风云录”一看很香港，但是香港对中国媒体的发展和研究跟得紧，掌握得好。书做得有诚意，值得一读，让读者看到了中国媒体中另一幅图景。港大邀请的中国访问学者当中有的曾经在中国主流媒体里工作过，有的属于媒体市场化发展后开天辟地的一群，另外还有研究媒体的学者，以及帮媒体打官司的律师等。他们不是控诉些什么，而是留在体制内设法为中国的开放尽力的一群，简述着各自的媒体经历和理念。
　　比如1984年创办《南方周末》的左方先生，他主持《南周》时50岁。这位经历文化大革命、自称“我曾是革命者，但我知道革命救不了中国”的报人，谈到创办《南周》前，时任广东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出版局局长黄文俞与他讨论过新报纸的模式核心是什么。
　　-“他认为以讲真话为核心。你报纸办得再活，只有可读性，只有讲真话你的报纸才有可信性。但是我问他，都讲真话行吗？黄文俞讲了，可以有还没讲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讲假话。”
　　这个原则指导他办《南方周末》。媒体的运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左方先生具体谈到做《南周》的一些方法时，其实也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有些思维模式和操作方式，到现在并不一定已经改变。他说，当时《南周<font color="#000080">》“敏感的题材用平庸的标题。不敏感的题材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反面教材正面导向”；“敏感的人谈不敏感的事，敏感的事让不敏感的人谈”。
　　左方先生也追述当时报纸出了错，中宣部趁势要把报纸停掉时，广东省的官员如何坚持和保护它，如何与中央往来和交手。读了这些背后的运作，有助于了解广东的情况，和南方报纸为什么在媒体市场化发展中走在前端。
到了1996年，《南周》已经给母报《南方日报》交了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利润，市场对《南周》的认可，成了《南周》重要的保护罩。
　　除了左方，书中收录的包括《财经》创办人胡舒立。她谈了财经杂志的成长和关注点。末了，她以学术顾问汪丁丁的一段话结束演讲：“我们自认‘理想’未泯，自认足够‘狂狷’，自认以‘天下’为己任。《财经》诸君的评论时弊，拷问良心，鞭笞邪恶。《财经》非如此而不能实现更美的人生，非如此而无法创造更好的社会。”
　　《财经》是中国成功的财经类杂志。不论怎么市场化，却仍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豪情。中国媒体人不是不知道国家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不理解西方媒体运作的方式，不是不珍惜新闻自由。他们在体制内，对体制的批评比外国人更加精准，对什么适合国情什么不适合国情体会更深刻。
　　但在这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月中，这些知识分子一代一代的，如何前仆后继走出中国媒体自己的道路。
　　在回答学生提问对中国媒体发展前景的看法时，胡舒立说：“我们新闻自由可能是有限的，但我们珍惜有限的自由，透过这些自由尽可能尽职尽责去实现新闻人的使命。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自由空间大了不知多少倍，我觉得只要珍惜已有的进步，不放弃努力，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当个尽职尽责的优秀记者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站在观察者的视角，也不宜对中国已经出现的有限进步给予过高评价。我也不敢说今天的进步就多么了不起，多么令人满意。但我觉得，为理想而努力、而奋斗的过程本身，也是很幸福的。” 　

易难儿

可以有还没讲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讲假话。

枪手

想想朝鲜，想想伟大的金正日主席吧，人家那边还不知道啥叫互联网，啥叫言论自由

平小阳

给你多大 自由的权力,意味着于你要承担多大 社会义务!否则只能造成乱烘烘的社会动荡和分裂.如果大家都一味强调和主张自已的自由,而不对自已的言论负责,这只能让谣言遍地,人与人之间无信任可言!所以要放开言论自由,但更要提高大众素质!否则就是片面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