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媒体,台湾

简约不简单

看到大家热烈讨论西藏问题，以及国人在世界各地抗议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照片，觉得很感动。加上大家谈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和台湾的话题，也想表达些我的看法。 首先我想，任何民族都不会愿意被别人统治和主宰。即使统治者主观上认为自己是解放者，并且尽力给他们带去实惠。但这些都是不可能让一个民族甘愿俯首称臣的，所以统治者做的一切，都会被认为是为其统治和殖民服务的。关键是如何使自己不被理解为统治者。 藏汉文化的确有很大差别，藏人多数还很虔诚于宗教，所以我在他们眼中还能看到虔诚和质朴。而北京和上海已经是现代的资本社会了，那里的人们多数很成熟很老练了。但以这种成熟和老练去开化虔诚和质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首先要让被开化的人相信你不是出于功利，并且你的开化真的是他们需要的。 要做到这两点都很难，但我想起码这种理念是会有帮助的。当然世界是现实的，理念有其局限，否则西方人（欧洲人）应先撤出美洲和澳洲，这显然行不通。即使是西方道德先驱们也从未有过这种妄想。西藏也同样，国际法上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也希望汉藏文化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融合，共存。而且将来的中国会是一个政治开明，文化繁荣，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经济发达的社会。到那时中国会是别人向往的地方。历史上中国有过这种时期，那时的民族矛盾是最少的。 而现今全球化，信息化的冲击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是不可能再孤立于其他文化而敝帚自珍了。如何适应全球化，并保持和弘扬自身特色是汉，藏文化都要面对的挑战。达赖喇嘛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印度住所房顶上架着多部大型卫星天线，不知这是否是藏文化? 再说说我对西方媒体不实报道的看法。总体上说，只要客观，属实，我很欢迎国外媒体报道些中国的问题。中国其实问题不少，只是<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要和谐。可怜百姓只能通过国外媒体的报道来提取不和谐的蛛丝马迹，如食品卫生，安全生产，环保等问题。所以我想外国媒体的报道是对中国和谐媒体的很好补充。而经过长年和谐教育的百姓是不会轻易相信谣言的，大家都知道如何对待<参考消息>。 而这次西方媒体为何如此热衷于对西藏冲突的报道，并且有不少片面和失实的报道。有些甚至是蓄意歪曲，篡改和煽动。而以德国为甚的一些西方媒体更在大谈抵制北京奥运会。我想动机主要有三: 首先，人都有同情弱者的本能。在西方人眼里弱小，虔诚的藏族，藏文化当然是弱者，是需要他们支持和保护的。而另一边的中国则是他们意识形态上一贯的对手，是专制，独裁的共党国家。一旦有冲突，他们立刻联想到当年的'六四'，他们的敌友划定就立刻很清晰了。至于这次拉萨的事实真相如何也就不重要了。 其次，西方人总体上有受到中国经济竞争的心理压力，也不排除潜意识里的嫉妒。而借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则至少可以在道义上打压中国，是一些人心理上的需求。而号召 抵制北京奥运会，也有同样的动机，同时也是对北京奥运之声势浩大的一种对抗。（这里想插一句，本人支持北京奥运。支持把奥运会办成增进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增进中国社会开放，增进中国政治开明的盛会。但别把奥运会演成'盛世中国的全球誓师大会'。低调是一种美德。） 此外则是商业媒体的经济本能-最大限度地吸引眼球。既然大众出于上述两种心态有追捧此类新闻的主观倾向，那就投其所好，报道和制造新闻。既politically correct，又financially beneficial，何乐不为。至于是否客观和真实，则不是所有媒体都最关心的。 谈到这儿，不免要联想到我们的和谐媒体。虽说娱乐方面和谐媒体的运作也是完全商业化的，但时刻还要小心不能影响和谐，实在不易。现今虽听不到'路线错误'了，而且'反革命罪'也没有了，但还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前些天就听到有人被定此罪，想来一定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恶事。但只获刑三年半，看来是还没敢付诸行动，大概只是想了想，说了说而已。否则我们的司法机关是不会对其如此客气的。而既然是'煽动'则一定是通过思想和言论，所以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和言论本身已是罪行。我只是困惑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有次类罪名或是类似的司法机关。于是打电话请教一位很有见识的朋友。朋友马上问我最近工作如何，是否开心。我立刻感到和谐社会的伟大。。。 至于经济与政治那个是根本的问题，我想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政治又直接决定经济能否发展，二者相辅相承，无法孤立地强调某一面。中国二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改革开放，经济上解放思想的成果。若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与如今的北韩不会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势必要求政治体制的相应进步。现在好像已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而满足了温饱和安全需求的百姓，也会有当家做主的需求。 而看看台湾此次选举，则更是华人社会民主进步的希望。若说阿扁上次当选是靠欺骗和舞弊（但起码他还需要去欺骗），而这次台湾民众则不再容忍他和民进党的腐败和经济上的无能。他们分裂国家，激化两岸矛盾的图谋也被民主机制下的台湾选民们否决了。我想这首先是台湾民众的胜利，是台湾民主的进步。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进步，它的意义不应也不会只局限于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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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奥运会遇到抗议者并不可怕 (转载)</h2><div class="t_msgfont" id="postmessage_7856155">北京奥运会采火仪式在希腊举行时，遇到“记者无国界组织”成员的抗议，警方及时控制了事态，仪式按照既定程序完成。此事件在国内媒体报道后，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反响，很多网民充满了斗争意识，强调“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应该严阵以待”。在我看来，这些情绪未免过分紧张。抗议活动在大型国际活动中司空见惯，奥运会也不会因为这一类抗议而受到影响。一部奥运史，是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欢乐、交流和发展的历史，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它同时也是一部表达抗议的历史。现代奥运会的第2届就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有些国家不顾创设者顾拜旦的坚决反对，派出了女子运动员参赛，打破了古代奥运会对妇女的禁忌。此后奥运会中的抗议或捣乱活动几乎没有间断，大到苏联出兵阿富汗，小到大学生的一个玩笑。1956年，中国政府认为国际奥委会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第16届奥运会，以示抗议。1958年，中国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span class="t_tag" href="tag.php?name=%C1%AA%CF%B5">联系</span>，直到1979年才恢复。前些天包括央视在内的各家媒体，也从趣味历史的角度，报道了不少奥运会火炬传递史上的抗议活动。比如悉尼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本国反对奥运会的人士千方百计阻止火炬传递，有的用弓箭远射，有的跑去拦截火炬手，有的要抢去火炬扔进大海。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更有一名叫拉金的大学生和同学开玩笑，弄了个假火炬跑去交给市长，市长接过后已经发表演说时，才发现真正的火炬手正在跑来。这些小“闹剧”并没有影响到这些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媒体在回顾时喜闻乐见地称之为“一道奥运风景线”。新华社在报道最近这一事件时，没有采用在报道别国抗议活动中使用的“抗议”字眼，而代之以“捣乱”、“闹事”、“笑柄”等词语。其实，所有的抗议活动，在奥运会主办者看来都是捣乱和闹事，但未必是笑柄。从历史上看，有些抗议毫无道理，有些抗议为闹而闹，有些抗议却很有意义，无论哪一种，都会给主办者带来麻烦。毫无疑问，主办者应该安排警力，维持秩序，应对骚乱。抗议活动中使用暴力都涉嫌犯罪，应该严厉制止，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的人质惨案更是遭到全世界的谴责。但是对于更多的非暴力的和平抗议，国际惯例都是宽容对待，理性维持。1956年那个大学生拉金，还得到澳洲人的会心一笑，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选他当上了真正的火炬手。不单是奥运会，我们从新闻中还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大型国际活动，比如八国峰会、世贸组织大会、联合国大会等等，都伴随着抗议活动。道理很简单，无论哪国政府，哪个国际组织，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人满意，必然存在反对意见。这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允许这些反对意见表达出来，要么禁止表达。表达意见的人，都希望借助大型活动把声音放大，这是很自然的逻辑。有人说这是西方的“抗议文化”，其实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古代有百姓拦住巡抚的官轿喊冤，现在则有很多人赶在全国“两会”的时候上访。有些人为了让自己的意见更受重视，还会耍出各种花样来。比如2005年的香港世贸组织大会上，韩国农民跪拜游行，中国媒体都称赞说很有创意。宽容对待抗议者不仅是对表达反对意见的尊重，而且有助于培养一个自由的充满活力的环境。2004年初我去雅典旅游时，亲眼看见那里奥运前夕的散漫和无序。当时国际媒体都为它着急，觉得这一届奥运会肯定是办砸了。结果他们忙了一阵，拿出一个举世震惊的开幕式来，成为奥运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我认为，这种创造力跟自由散漫的环境是有关联的，整齐划一的文化中只有团体操的优势。需要声明的是，我这些意见并不涉及“记者无国界”组织成员的抗议内容。即便我坚决反对他们的抗议主张，我也愿意尊重他们表达抗议的权利。奥运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体育盛会，应该释放出一种自由、和平与宽容的气息，而不是一种紧张、固执而排他的大一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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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奥运会遇到抗议者并不可怕 (转载)</h2><div class="t_msgfont" id="postmessage_7856155">北京奥运会采火仪式在希腊举行时，遇到“记者无国界组织”成员的抗议，警方及时控制了事态，仪式按照既定程序完成。此事件在国内媒体报道后，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反响，很多网民充满了斗争意识，强调“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应该严阵以待”。在我看来，这些情绪未免过分紧张。抗议活动在大型国际活动中司空见惯，奥运会也不会因为这一类抗议而受到影响。一部奥运史，是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欢乐、交流和发展的历史，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它同时也是一部表达抗议的历史。现代奥运会的第2届就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有些国家不顾创设者顾拜旦的坚决反对，派出了女子运动员参赛，打破了古代奥运会对妇女的禁忌。此后奥运会中的抗议或捣乱活动几乎没有间断，大到苏联出兵阿富汗，小到大学生的一个玩笑。1956年，中国政府认为国际奥委会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第16届奥运会，以示抗议。1958年，中国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span class="t_tag" href="tag.php?name=%C1%AA%CF%B5">联系</span>，直到1979年才恢复。前些天包括央视在内的各家媒体，也从趣味历史的角度，报道了不少奥运会火炬传递史上的抗议活动。比如悉尼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本国反对奥运会的人士千方百计阻止火炬传递，有的用弓箭远射，有的跑去拦截火炬手，有的要抢去火炬扔进大海。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更有一名叫拉金的大学生和同学开玩笑，弄了个假火炬跑去交给市长，市长接过后已经发表演说时，才发现真正的火炬手正在跑来。这些小“闹剧”并没有影响到这些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媒体在回顾时喜闻乐见地称之为“一道奥运风景线”。新华社在报道最近这一事件时，没有采用在报道别国抗议活动中使用的“抗议”字眼，而代之以“捣乱”、“闹事”、“笑柄”等词语。其实，所有的抗议活动，在奥运会主办者看来都是捣乱和闹事，但未必是笑柄。从历史上看，有些抗议毫无道理，有些抗议为闹而闹，有些抗议却很有意义，无论哪一种，都会给主办者带来麻烦。毫无疑问，主办者应该安排警力，维持秩序，应对骚乱。抗议活动中使用暴力都涉嫌犯罪，应该严厉制止，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的人质惨案更是遭到全世界的谴责。但是对于更多的非暴力的和平抗议，国际惯例都是宽容对待，理性维持。1956年那个大学生拉金，还得到澳洲人的会心一笑，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选他当上了真正的火炬手。不单是奥运会，我们从新闻中还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大型国际活动，比如八国峰会、世贸组织大会、联合国大会等等，都伴随着抗议活动。道理很简单，无论哪国政府，哪个国际组织，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人满意，必然存在反对意见。这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允许这些反对意见表达出来，要么禁止表达。表达意见的人，都希望借助大型活动把声音放大，这是很自然的逻辑。有人说这是西方的“抗议文化”，其实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古代有百姓拦住巡抚的官轿喊冤，现在则有很多人赶在全国“两会”的时候上访。有些人为了让自己的意见更受重视，还会耍出各种花样来。比如2005年的香港世贸组织大会上，韩国农民跪拜游行，中国媒体都称赞说很有创意。宽容对待抗议者不仅是对表达反对意见的尊重，而且有助于培养一个自由的充满活力的环境。2004年初我去雅典旅游时，亲眼看见那里奥运前夕的散漫和无序。当时国际媒体都为它着急，觉得这一届奥运会肯定是办砸了。结果他们忙了一阵，拿出一个举世震惊的开幕式来，成为奥运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我认为，这种创造力跟自由散漫的环境是有关联的，整齐划一的文化中只有团体操的优势。需要声明的是，我这些意见并不涉及“记者无国界”组织成员的抗议内容。即便我坚决反对他们的抗议主张，我也愿意尊重他们表达抗议的权利。奥运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体育盛会，应该释放出一种自由、和平与宽容的气息，而不是一种紧张、固执而排他的大一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