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到“有为无治”——兼谈温州神话是怎么破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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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谈起温州发展模式的时候，当地人都有自豪感，与“苏州模式”并驾齐驱，特别指出“温州模式”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 经济发展模式，即主要依靠市场企业家的创新作用来发展本地经济，政府相对无为而治。很多人都说温州有浓重的商业文化，有雄厚的“社会资本”，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轨迹来看，转型升级喊了八年，仍然是茫茫之路。现在不是能不能“升级”的问题，就是“留级”也有相当的困难，弄不好有被“勒令退学”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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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从一个角度来看，温州的老板非但没有创新思想，还是一群守旧观念的商人。人们都知道，高利贷是个古老的商业行当，从《吕氏春秋》里既可知道古钱币的红钱就是厘金，就是高利贷的萌芽。温州的老板之所以乐此不疲，是因为有个现实的“土壤”在帮他们实现“宿愿”，这个现实的“土壤”就是土地政策及所谓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温州的老板“跟着感觉走”，新新四千精神：千姿百态炫耀、千言万语捞款、千方百计A钱，千山万水跑路。终于把自己吹起来的神话给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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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根结底，“温州模式”最大的意外结果是：政商同床异梦，两者都遭遇到边际效率的制约，说具体一点是：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既然政府不能创造一个宜商的环境来对待企业，企业当然不会把红利反哺社会。人们说温州是“市场经济先行区”也好，说“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也罢，总之温州的所谓的市场经济是畸形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两只手都要发挥好作用，两手都要硬。温州恰好相反，两手都软，民间创业（发财）热情很高，不能为政府所用，非但没有引导，让其自生自灭，总是用过去的“无为而治”思路来对待，不知道时代在变，国情环境也在变，彻底坦白的说：温州到今天还没有形成“服务型的政府”的观念，“小政府、大社会”还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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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温州的老板做事也不见得什么有啥精神，“三板斧”之后没有啥新东西，还是“拿钱开路”的旧观念，也不会改变思维，适应新情况。多年经商只有一口气：出人头地。不注重过程，只求目的。现在大家要明白，只有这样一批人存在，才会对“敢为天下先”念念不忘。大家细想一下“拿钱开路”与“我爸是李刚”是一样的，都是藐视法律，仗势欺人的腐朽思想作怪，与公民社会格格不入了。温州的老板都是“鼓楼下羁儿（麻雀）吓大（成长）的”，非公新旧36条都起不了作用，本地发改委应该明白“你的果子没有诱惑力”，应该改弦更张，到外地的温商还愿意不愿意回来？房价媲美京沪深，环境直追孟加拉，有谁还愿意来？昨天荣哥还在要求坚持抓环境，甚至于说出了背水一战的决心，是呵，感动我们民众容易，问题在于能不能打动6000亿资本（姑且称之，尽管是周××牛逼）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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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将军可餐？温州好多人想人人都是老板，但是温州有那么多条件（环境）成就当老板的愿望吗？这也是温州人的“炒作”本性使然，凡是当地政府推出的最好项目，没有经炒作根本不是温州老板的“下酒菜”。任何政策也好、试验区也罢，没有眼前的利益，根本不为所动。这个现象的根源：一是面子、二是心虚、三是生存危机感。要穷究“炒作”现象诞生时间，1969年是个重要年份（如果有兴趣研究现代温州的人，最佳的入口就是该年），“温州模式”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我们看到“温州模式”其实是“温州农村发展模式”，关于城市的发展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书来介绍，这是时代的缺憾，更是社科界的硬伤，说到底就是城市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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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始终不解，政府当年相对无为而治，为何温州有如此好效果，“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不找市长找市场”。真的不是无为吗？而是没钱，让渡一部分权利，私人搞公共事业（出租车）、私人办学（幼稚园）、旧区改造（私人房地产公司）。虽然，看起来市场能力得到发育，但资本膨胀的个体无时无刻不在抵消有形的管理，政府能力在弱化，而真正意义上的调节，却源头理不顺，当然也甭想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温州商人看起来是下列五种主义（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拜金主义、拿来主义、地域主义）的综合体，“无为而治”的时候刚刚淡化了这些“主义”，经过“花木野草丛齐生、光天真假求一色”过程，与今天追求的社会普遍价值观相抵触，才使社会民众感到停滞不前，有危机感强烈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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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2002年份是个“分水岭”，如果不是土地财政，温州商人早已歇菜，扁蟹一只了！炒房团那个时候“应运而生”，掩盖了温州商人一败涂地的窘境。那个时候WTO刚刚入世，应该是内需外贸最好的时刻，温州的老板为何没把握机遇呢？第一，商品的通路（渠道）受制于人；第二，商品的定价权在门店终端；第三，品牌的扩张牵涉到知识产权；第四，产能过剩与劳力成本。有人会说，自个开专卖店。谈何容易呵？难道没听到一些企业家在哀叹：“不做品牌是等死，做品牌绝对是找死。”于是许多企业选择了做加工，说好听一点是“贴牌”，实际上是自己的产品被“低价收购”，图个外贸好名声。价位出奇的低，赚加工费后能还有产品更新换代的能力吗？我们还嘲笑苏州“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抱着无需招商的观念，政府的“无为而治”使温州坐失了深化改革、结构调整的良机。现在要人家来，人家不用盘算，肯定两个字“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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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是温州外贸指望不上（欧债危机），内需更加不能侧目，古时人们“养儿防老”，现在是“积钱养老”，除去日用开支，最大一宗就是购房，温州房价高，海内闻名，外人也只能嗤之以鼻，但对于生活在此地的人士，却不得不认真对待。放在银行里又极不情愿，故而全民放贷成为可能。其实这是个旋涡：高昂的土地款既维持虚伪的高增长GDP基数，又是目前社会萧条的主要原因，高利贷也好，炒房客也一样，都是土地财政（房地产业）食物链条上一个重要角色，当政府也参与其中（土地招投标）后，商人们会做如何感想？抑止房地产的调控措施出台，使政府回归了其本来角色，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但此事对于温州来说，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勿尼死勿尼活”，多年的“历史欠帐”终于有副省长来“偿还”时，“这头倒牢，旁头阿倒牢”。急需用钱的时候，不来钱，这是个讽刺，这意味着温州浪费了许多发展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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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历史上最大的神话是：温州人有钱。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个悖论，这如同女人喊话往往是表达反义词。如果有人喊“温州很富”，我就会立刻相信。有钱？6000亿？周××屁股眼当嘴巴才会说出来！温州人没钱已被事实证明，三个字“融资难”就露馅了。财产没有变现金那算啥钱？那人们一定会问，温州富在哪儿？财产！目前不能流转的财产上，“机会主义”带来的“苦头”难以下咽，而“冒险炒作”的赌徒也看走眼，占有与花费，很富与有钱原来是两码事，可见神话的破灭是自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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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德荣是有想作为的！他的作为难见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高度评价拆违运动，从其经常报告里判断，他追求土地的效益来看，“拆违运动”我的理解是“土地改造运动”，与“六城连创”的“城市改造运动”一脉相承，清理“转而未供、供而未用”并不是简单的“圈地运动”。经过几轮城市发展，毫无疑问的是郊区（近郊）农民不再是无产者，农田改造，宅基地留转、闲田租赁，村房两改后，非但是自食其力，而且资产者，这批人如果不再改造成城市居民，就是下一场革命的对象。温和的土地改造是可取的，如果象上世纪初帝俄总理大臣斯托雷平那样，用行政命令，田庄式土地改革显然是不行的。温州拆违是明正言顺的，对土地的优化利用，是对城市发展的最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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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政府当年的“无为而治”，我们只能说相对的无为而治，毕竟还是政府统领这个社会。而目前的“有为无治”，主要还是经济仍然没有起色，效果还没有彰显。温州人喜欢做梦，神话只有梦里才会出现，劝君做个现实主义者，打破“无为而治”到“有为无治”的魔咒，“打造温州人自豪，世人向往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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