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在中国大陆就再也没有人敢在公共场合说真话了。自从经历过从1966年到1976年的所谓的十年“文革”之后,在中国大陆就再也没有人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家人说人话了。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们会因言获罪,甚至因言赔命。从开国元勋彭德怀,到宣传高干张志新,再到北大才女林昭,再到普通工人遇罗克,无不因言获罪而死于非命。至于普通知识分子、干部和民众因言获罪的简直数不胜数。在“文革”中,一些别有用心或愚昧无知的人供出了身边人的私下议论或日记内容,使这些身边人的命运从此陷入了泥塘。于是,打官腔、讲屄话、吹牛皮的官场语言陋习便随着当年大跃进、“文革”的遗风和当今改革开放的春风便流行开来了。 所谓打官腔,就是照着官讲话的意思和样子讲话,而没有自己的话。所谓打官腔,就是只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废话和空话,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话。所谓打官腔,就是只讲好听的话,而不讲错误、缺点和问题,或者只轻描淡写地指出这些错误、缺点和问题。官员之所以喜欢打官腔,是因为打官腔保险,打官腔不会得罪人;即便是得罪人的,他也只不过是传达了上级的意思,因此也是上级得罪人。官员之所以喜欢打官腔,是因为打官腔可以把话说得天衣无缝又好听,甚至还被一些人认为是,对上头精神理解力强,讲话水平高,从而可以得到升迁的机会。同时,打官腔既不违规又不违法,还省事省力。不过,当官也不能老做传声筒,也总得做点事的,于是就讲屄话了。 所谓讲屄话,就是官员喝花酒时,讲跟性相关的话,但是这些话又不能过于直白地说,于是就用隐喻,或打擦边球说些跟色情相关的模棱两可的话。他们把讲屄话的技巧不仅用在酒桌上,也用在实际工作中,于是官员就像是江湖术士,给人算命总是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具体意思和精神靠听客自己去理解。如今不懂江湖这一套的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人是很难在官场上混的。所以如今的官场就像是江湖,而真正的江湖反倒越来越像象牙塔。不过,屄话讲多了也令人讨厌,于是也吹吹牛皮,提振一下精神。 吹牛皮从国家政府吹,到官员个人吹。从大跃进运动开始,说亩产万斤、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改革开放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人们共同富裕”,再到计划生育宣传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可是如今,共产主义离我们还很遥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经历一百多年,所以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一百年不动摇;如今一部分人是先富起来了,可是共同富裕是别想了;“政府来养老”说了只过十年,就说“政府帮养老”了,如今又说“养老靠社保”了。既然国家政府都这么会吹牛皮、讲大话,那么官员不吹牛皮、不讲大话他还能当官吗?默默无闻做事的似乎就没有政绩了,吹吹牛皮、喊喊口号、讲讲大话似乎就有政绩了,那么谁还不喜欢吹牛皮、讲大话呢? 所以,要祛除官场打官腔、讲屄话、吹牛皮的语言陋习,首先要坚决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其中当然也要维护官员的言论自由,因为他们也是公民,所以也要维护他们打官腔、讲屄话、吹牛皮的自由,只是有这种陋习的人以后还不能再当官,主要还是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其次要让百姓能充分监督官员,因为这些官员在他们自己的父母前面一般是不敢讲屄话的,老百姓就应该相当于他们的父母,而决不能让他们相当老百姓的父母;其三政府要慎言和言而有信,也就是制定政策和法规要谨慎,行政执法要有公信力,使官员既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为人处事的个性,同时又要严格依法行政。说实在的,如今的官员在官场上缺乏自己人格的独立性,他们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和迎合老百姓,而不得不阿谀奉承上司和忽悠老百姓,这是他们形成打官腔、讲屄话、吹牛皮等语言陋习的关键之所在。至于官员为什么会缺乏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想人们心中都应该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