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20周年：再不迅速转型人就跑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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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柏林墙的倒塌，使被隔离了28年的东德公民第一次有机会观察另一个德国和制度。人们沉浸在别后重逢的巨大喜悦中；琳琅满目的商品、民主选举和议会政治，更是激发了东德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在东德街头，抗议者的口号已经从“我们是人民！”变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1990年春，支持统一的东德人占了85%；西德的比例稍低，却也达到了70%。
另一个事实更显而易见：柏林墙的开放没有减缓东德人自东向西的移民运动。1990年，每天都有2000名东德人迁往西德，西德的接收能力已达极限。“引进西德马克，我们就留下来；不引进西德马克，我们就找它去！”东德人在街上高声喊道。在波恩的政治家十分清楚，阻止东部人流向西德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用西德模式同化东德。
时代周报：东德转型已有20年，现有不少德国人抱怨转型太快了。民调也显示，德东人和德西人对现状都有所不满。您怎么看待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情绪？
伯默尔：当时用其他方式是不可能的。两德统一前后每天都有上千东德人跑到西德，那时如果还不做迅速改变的话，东部地区可能就没人了，都跑光了。这是一股巨大的压力，迫使我们迅速转型。

巨型提线木偶亮相柏林街头纪念两德统一。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第98期，作者：陈宇，原题：《两德统一20周年报道：走向自由繁荣之路》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堪称是上世纪最独特而又大胆的试验。尽管其间利弊至今众说纷纭，尽管其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它至少昭示了：两个互相排斥的肌体，在外力作用下快速接纳对方的可能性。
前联邦德国总统候选人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最近一次在柏林的公开露面是9月15日。这天晚上8时15分过后，在柏林市中心的弗里德里希宫—欧洲最大歌舞剧舞台上，他从勃兰登堡州州长马蒂亚斯·普拉策克（Matthias Platzeck）手中接过一樽母鸡造型的金质奖章，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媒体奖—金鸡奖政治类别2010年度获得者。
借助德国国家电视台对颁奖典礼的直播，普拉策克的致敬和高克的致谢进入了公众视野。
普拉策克：“他让很多公民震撼，他吸引了很多公民；他是启蒙者，也是民主的导师。他在用心和理智讲话。”
高克：“我们想一次又一次证明：德国人能够得到自由，德国人能够负起责任。”
值此两德统一20周年之际颁发这个奖章，意义显然不同于以往。对银发满头的70岁前东德著名反对派、1989年和平革命和统一功臣高克而言，金鸡奖不仅仅是对其竞选总统失利后黯然心境的弥补，如同之前的历届获奖者—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现任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那更多是对其重大社会贡献的肯定。
高克的话用来形容柏林墙倒塌后的两德统一进程恰如其分。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堪称是上世纪最独特而又大胆的试验。尽管其间利弊至今众说纷纭，尽管其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它至少昭示了：两个互相排斥的肌体，在外力作用下快速接纳对方的可能性。在柏林墙倒塌后的短短11个月内，一开始只是要求自由旅行和改良体制的东德公民，最终得到了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尽管只是个复制品。
1990年，赫尔穆特·科尔曾许诺，东部很快会“繁荣昌盛”。他的预言没有如期实现。但在这统一的20年里，德国努力从形式统一迈向真正统一的道路，无疑也是德东地区巩固自由和争取发展之路。生活在其中的所有德国人，既是客观的观察者也是亲历者，并多少作出了贡献。
闪电统一
就个体而言，赫尔穆特·科尔也许是当之无愧的统一头号功臣。但起初，这位前德国总理和所有人一样犹豫。1989年11月28日，他在宣布有关统一的“十点纲领”时仍然十分谨慎，提出“在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通过联邦制重新实现德国统一”。但不久后，得到美国支持的科尔便意识到，德国统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迫在眉睫。
柏林墙的倒塌，使被隔离了28年的东德公民第一次有机会观察另一个德国和制度。人们沉浸在别后重逢的巨大喜悦中；琳琅满目的商品、民主选举和议会政治，更是激发了东德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在东德街头，抗议者的口号已经从“我们是人民！”变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1990年春，支持统一的东德人占了85%；西德的比例稍低，却也达到了70%。
另一个事实更显而易见：柏林墙的开放没有减缓东德人自东向西的移民运动。1990年，每天都有2000名东德人迁往西德，西德的接收能力已达极限。“引进西德马克，我们就留下来；不引进西德马克，我们就找它去！”东德人在街上高声喊道。在波恩的政治家十分清楚，阻止东部人流向西德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用西德模式同化东德。
而面对民众的呼声和左支右绌的经济，1990年3月18日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议院和洛塔尔·德梅季耶政府更是心如明镜：他们的任务是加快统一。当年夏天，人民议院通过了加入联邦德国的决议。根据民众对统一先后秩序的要求，7月，两德签订了经济、货币和社会同盟，西德马克正式成为东德货币；两个月后，两德签订统一条约，决定在10月3日正式合并。
德国分裂本是二战的产物。在德国问题上，二战胜利国从未放弃自己的权益。但也就在7月，德国统一的最后障碍也被扫除。两个德国与四个同盟国经过数月“2+4”会谈达成了协议。赫尔穆特·科尔成功安抚了英法两国对一个重新崛起的德国的恐惧，并以承担苏联红军撤军费用的方式，换得了内外交困的戈尔巴乔夫对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的首肯。
东德人和西德政府实现了愿望。1990年10月3日零时，联邦德国国旗在柏林国会大厦上冉冉升起，国会大厦周围的街道与广场上，百万民众在欢庆。在这场全民狂欢中，包括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在内的一些头脑冷静的观察家并非没有忧虑。就像他们事先警告的那样，德国统一的方式及其闪电速度，对本已不堪一击的东德经济的致命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道德代价，很快便显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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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和裂变

小说家安格丽卡·克吕森多夫在《业余爱好者》一书中，借助一个个爱情故事对德国统一进程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故事中，男方总是西部人，而结局往往是：激情过后，接下来的双方却遍布误解和陌生感。在克吕森多夫看来，这或许正是两德接触的典型症状。

蜜月期总是愉快的。更何况，根据统一条约，东德在统一前已完成自身民主化，做好了迎接西德的准备。这包括：撤销行政区，恢复传统的联邦州；建构地方自治体系。而后，便到了德国联邦政府兑现承诺的时候。

最让东德人高兴的是，经济和货币联盟之后，他们可以用几乎无用的东德马克，按照1∶1的比率兑换最多4万西德马克；从1993年起，总额高达2505亿欧元的国家援助也源源不断地投向东部。不仅德东人与德西人的收入差距迅速拉近，德东地区的基础设施也焕然一新。1990年成立的 “托管局”，开始有步骤地对前东德8500个国有公司实施民营化改造，这涉及了450万工人。4年后完成使命时，德东地区出现了12万家私营公司。

但是，再理想的计划也避免不了“附带损害”。东德马克的兑换价值被高估了400%，原东德产品因此价格猛升，一下子失去了所有市场；200万年轻人离开东部的家园，前往西部寻找机会；相当多数德东人在得到自由和养老保障的同时，几乎是在一夜间失业，根据德国联邦经济和科技部提供的数据，1991年至2006年间平均失业率高达16.5%，是德西地区的两倍，这一情况直到2005年才开始好转。

于是，在经济转型仅仅3年之后，德东人就流露出了普遍的不满和挫折感。这种情绪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极致。与前中东欧国家的比较，又尤其让怀着敬意观察对方的德东人感到失落。《德累斯顿日报》政治部主编乌韦·彼得的看法代表了相当多数德东知识精英的看法：“他们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国内民主，而当年东德的一切都被西德占有了，很难推陈出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落后于其他东欧国家的原因。”

德东人对经济未能迅速融合并发挥效用的失望，转以对政治不满的形式发泄出来，这或许是统一带来的悖论。东西部居民之间的心理距离也在这种微妙的矛盾中滋长。除了 “优越的西德人”和“不知感恩的东德人”两个对立的概念外，“东德佬”—尽管德西人辩称那不过是约定俗成的称谓—被视为对东部人的歧视，引发了持续的公共讨论。

新秩序，新生活

抱怨、抗议、讨论，没有使德国人变得更为分裂，而是使他们变得明智。

经过20年的民主洗礼和磨合，东西部虽然仍然差异鲜明，但相互间也愈见包容。人们已经学会欣赏意见的多样性，而用阿伦斯巴赫民意调查研究所的托马斯·彼得森的话来说：“这表明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关系缓慢但持久地正常化了。”

彼得森将此归功于年轻人。1989年或统一后出生的德国青年在自由如同呼吸一般的环境下长大，也许未必理解“自由”二字对于曾经无法自由旅行的德东人的意义，因此也便不会有历史负担。对于他们而言，一个国家两个部分之间的差异不再具有重要影响。

如果语言无力，那么2010年来自阿伦斯巴赫研究所的民意调查仍然可以表明德国人的态度：63%的人对德国统一评价积极；64%的人相信东部与西部结合成功，在西部，这个数值甚至为68%，在东部为51%。1990年初曾经发生的对统一方式的巨大争论，如今早已烟消云散，因为民主和自由已在德东地区生根。

20年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事。2009年，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及西部的73%，工资水平也只及后者的85%，虽然仍有较大的差距，但联邦德国经济与科技部负责德东地区结构政策共性问题研究的斯特凡·克莱尔说，东部已表现出极大的活力。引人注目的是，独资公司的比例，东部已比西部高出6个百分点。

这种活力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上。魏玛和德累斯顿重新恢复了作为德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地位；东柏林废置的旧建筑，被年轻的艺术家占据而成为艺术工厂；在马格德堡、德累斯顿、波茨坦等地，大学不再只吸引附近的学生。1989年后才步入政界的一批东部政治家，也成功踏上了一向由西部传统政党把持的政治舞台。与20年前东部蹒跚学步、几近全盘照搬西部相反，如今德国东西部的往来，已从单向输出变为双向交流。在欧盟和全球化的框架下，西部或东部各自对另一半的重要性已被改写。

东部地区仍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对基建的大量投资致使建筑业工人过度膨胀；2009年常住人口为1640万，仍然未能恢复到1991年1807万人口的水平。年轻人带着梦想前往城市，城镇和乡村地区因此凋敝，几成空城。但这同样是西部乡村存在的问题。就像失业率、环境污染、气候危机一样，是问题本身而非东西部的区分，让人将此提上公共议程。

“20年过去了，经济发展情况究竟如何非常重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德国如今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斯特凡·克莱尔补充说，“但没人知道这其中的艰辛。”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第98期，作者：陈宇，原题：《沃尔夫冈·伯默尔：不迅速转型，人就跑光了》

74岁的沃尔夫冈·伯默尔（Wolfgang Bhmer）惜言如金，但是个务实的政治家。自2002年5月就任州长以来，他执政下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以下简称萨—安州）已成为德东地区最有活力、经济增长率最高的一个州。

萨—安州是前东德转型20年的一个缩影。在经历了经济崩溃、人员大量外流、高失业率的转型阵痛之后，这一前东德工业中心重新成为新德国的化学工业中心。工业和科技一向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萨—安州还有一个优势。它是德东地区拥有最多外商投资的州，并因此创造了3.6万个就业岗位，迁出人员开始回流。

就像1991年至1993年担任萨—安州财政部长时那样，他理直气壮地争取西部承诺的援助资金，但本州的经济表现增强了他的自信。“2019年团结计划Ⅱ（指1993年开始的《东部援助一揽子计划》，总额达2505亿元）结束后，东部不应再享受特殊待遇。”他说。

来自基民盟的伯默尔出生于德东萨克森州，前东德时为妇产科专家。1989年参与公民权利运动、政治上无任何负担、前东德技术型人才—他代表着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新的地方“政治精英”，推动了两德统一和东德重建。

1990年，东德主动与西德接轨

时代周报：据我所知，1990年两德统一后您才开始从政，之前是医生。从政是出于您的选择还是来自外界的推动？

伯默尔：我本人对政治特别感兴趣，但在民主德国期间没有参与的可能性，因为我不被许可参与政治，后来能够进行民主参与的时候，就参加政治活动了。

时代周报：1989年和平革命后，你们对两德关系和东德有过什么样的考虑？是希望统一，还是寄希望于东德政府改革？

伯默尔：当时我们的第一希望和要求是东德改革。最开始时，东德公民要求自由选举，要求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而是多党执政。后来，自由选举产生了自由议院，议院一开始接受的任务也不是和西德政府谈判统一，而是经济同盟和货币问题，之后才谈判统一的问题，签订了统一公约。

时代周报：您本人当时对统一持怎样的态度？

伯默尔：那时我赞成统一，但想象不出该如何实现，因为国家非常大、制度非常不统一。在那种情况下，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如何融合在一起？同样，其他方面也有诸多困难，比如健康医疗方面，东德基本是国营而西德以私营居多。1990年，东德政府主动修改了法律并进行一些改革，以适应西德的政治经济制度。

时代周报：当时主要修改了哪些法律？

伯默尔：我们每个星期都会颁布很多法律。比如，普通公民可以进行独立的企业经营；管理层面成立商会，由国家管理改为行业管理；政府行政管理方面则颁布了各州地方法律，因为东德是中央集权制而西德是联邦制，为此我们扩大了州的权力，以与西德相协调。

但这些都只是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并非国家制度改革。东德加入西德后，实际上是有现成的制度，不用发明新的制度。

时代周报：统一时西德政府曾派了一万多名专家，帮助东德进行制度重建，当时是东德人还是西德人在主导？

伯默尔：西德政府确实派了许多专家到东德。由于东德没有经验，因此很多法律制度都是西德专家帮助起草。不过，形式上还得东德人自己做，必须要东德议院自己通过法律，自己投票决定。因为当时大部分议员赞同统一，因此通过的法律也都与西德接轨。

时代周报：东德转型已有20年，现有不少德国人抱怨转型太快了。民调也显示，德东人和德西人对现状都有所不满。您怎么看待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情绪？

伯默尔：当时用其他方式是不可能的。两德统一前后每天都有上千东德人跑到西德，那时如果还不做迅速改变的话，东部地区可能就没人了，都跑光了。这是一股巨大的压力，迫使我们迅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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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的经济建设还未结束

时代周报：洪堡大学的克劳斯.奥菲教授曾将1989年后的东德转型与1945年后的西德转型进行比较，结论是：东德转型比西德当年转型更为困难，因为尽管东德的硬件设施很好，但人员、观念等软件不如当年的西德，您认为呢？

伯默尔：相似但并不完全如此。1945年时市场是空的，只要工作，产品就可以卖掉；上世纪90年代的问题是进入市场，尤其是进入西德市场和国际市场很难，因为市场已经饱和了。

时代周报：您如何看待当时人们观念的转变？1945年后西德有去纳粹化运动。

伯默尔：统一后德东地区也推行过去共产主义化运动，但比不上当年去纳粹化运动那么深入。去共产主义化运动中一定要认清一点：他们不是反对共产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对国家权力的滥用。你也可以用不同的意识形态治国；你可以对非洲很倾慕，试图采用他们的方式。这没有问题，但不能滥用国家权力。

时代周报：相比捷克、波兰等前东欧国家，东德经济发展不够好，因此也有人抱怨，如果当年西德没有完全破坏东德的制度，可能转型还更顺利。

伯默尔：我不同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直存在，2000年后在德东也有很多人反思，也许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产生，但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时代周报：您是认为前东德的那一套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伯默尔：当然东德也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而且现在也正在借鉴。比如当年东德妇女地位比较高，我们现在也正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看到主流，然后再进行完善。

时代周报：您从政后经历了三任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格哈特.施罗德和安吉拉.默克尔，您如何比较他们对德东地区的政策和态度？

伯默尔：很难比较，不同时期任务不一样。比如科尔总理，他那时主要是完成统一，寻求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关系；差不多十年后，1998年施罗德上台，其任务是稳定德东地区，为德东地区提供财政资助；到了默克尔总理，她的主要任务是应对金融危机。

时代周报：作为州长，您认为您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伯默尔：东部地区的政治和制度转型早已结束，但经济建设还没结束。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在工业等方面还存在差距。我们需要扩大对外贸易、转换经济结构，因为德国是一个出口型国家；我们希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达到西德的78%左右。

时代周报：作为政治家，东德20年转型中最让您自豪的事情是什么？

伯默尔：我推动了东德的顺利转型。

时代周报：没有出现动荡？

伯默尔：总有人不满意，总有人希望多挣点钱，但这不只是德国人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这问题。德东地区基本上是民主的、稳定的，因为我们建立的是一个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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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言万语

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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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

兰天

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一百年也不会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