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岁月：我所亲历的那个荒唐年代（转）

探花

探花注：本文为转载，原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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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许多论坛上看到一些否认三年大饥荒、吹捧文革，怀念毛时代的文章一时甚嚣尘上。综观这些文章，要么虽然慷慨激昂却空洞无物，要么满纸谎言却掩不住色厉内荏，要么大胆推测结果却是漏洞百出，显然大都出自从未经历过那个荒唐年代，狂妄无知却偏要愣充好汉的愣头青之手，聊可博一笑而已。然而作为一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我却不能不对此心怀惕惕，深感有必要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那个年代的真相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从一个侧面去了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岁月，因为我绝对不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再去经历那样一个荒唐的恐怖时代。
　　我于1955年12月（农历10月）出生于浙南山区一个小镇的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当时小镇还是浙南某县下辖一个区的所在地（当时县下边还有区的建制），人口约有两千多人。从我出生起到参加工作，除了很小的时候跟父亲回过一趟位于浙西南某县一个小山村的老家之外，几乎一步也没离开过小镇，因此我当时的所见所闻也仅限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浙南山区小镇，在这里也仅仅只是如实记录当年的所见所闻，不作评论，供大家作个参考。

一、多如牛毛的票证

　　说到那个年代，就不可避免的要先说说当时多如牛毛的各种票证，如果没有这些票证，你将什么都买不到，哪怕你再有钱。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所说的定量全部是按吃国家供应粮的城镇户口而言，农村人口是有些票证根本就没有，即使有些发放的，也基本上是按城镇人口的50%发放的。
　　1、食品类：
　　粮票：粮票分为流动粮票和定额粮票两种，定额粮票只能按购粮证指定的粮站去买粮，离开了购粮证就等于是废纸一张，面额分为一斤、两斤、五斤、十斤、二十斤五种；流动粮票又分为地方通用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两种，地方流动粮票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一斤的定额粮票，只能在县内使用，另一种是省通用粮票，可以在省内使用，面额从0.5两到五斤共分为八种，全国通用粮票则多了一种十斤的。当时如果要到外地去就需要用定额粮票去换流动粮票，每兑换二十斤流动粮票还要交一个人一个月的定额油票，也就是2.5两。
　　粮票是吃国家供应粮的城镇居民才有的，农村人要用流动粮票就得拿粮食和茶油去换。我们那的定额基本上是0－2岁每月两斤，3－4岁每月三斤，5－6岁每月五斤，7岁－10岁每月十斤，11岁－14岁是每月十三斤，15以上一直到参加工作为止每月为十五斤，去购粮时定额中还要搭配10%－20%的粗杂粮，如蕃薯丝、玉米粉（磨得很粗的那种，只能做玉米窝头）、木薯粉和荞麦粉等。
　　当时的定量大米我们叫做糙米，价格分为0.136元/斤和0.144元/斤两种，0.136元一斤的大米通常都是陈了三年以上的战备米，有一股很浓的陈粮味，买回来后都要淘好多次才能煮饭，0.144元一斤的我们则称之为新米，数量很少，每次粮站有供应的时候常常会排起很长的队，去晚点就买不到了。当然，如果运气特别好的话，偶尔还能买到红米。在那时候，能买到红米简直比捡到什么宝贝还高兴。
　　现在的人们恐怕很难想像这定量意味着什么，还是从我自己的经历说起吧。
　　我从四岁开始上幼儿园，因为幼儿园离家挺远的，每天早上母亲都会用小铁碗蒸上一小碗饭让我带到幼儿园去当中饭，而我经常是提着这一小碗饭出了大门，就在不远处一家小店门前的石板上就把饭给吃了，然后拿着空碗跑回家去跟母亲说饭没了。为这事，母亲一直耿耿于怀，责怪自己没用，直到临去世前还在念叨着说是小时候连饭都没能让我们吃饱。
　　我参加工作后是在县建筑公司当泥瓦匠，属于重体力劳动，当时的定量是每月31斤，加上单位里给的工种补贴一共是每月36斤，而实际上，我一个月五十斤米都还不够吃，父母亲和姐姐每个月都要从牙缝里省下粮票来补贴我。
　　面粉票：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发放，开始时是每本购粮证每个月一斤，后来是每个人每个月一斤，随购粮证一起发放，也可以用它来买干面条。用面粉票买面粉和干面条，同时还要用同等数额的粮票，面粉价格分为0.165元/斤和0.18元/斤两种，干面条的价格则是0.21元/斤。
　　油票：油票又分为茶油票和菜油票两种，其中茶油票是定额的，每人每月2.5两，直到取消为止一直没有变动过，从1970年开始，每年的五一、国庆、元旦和春节有时也会每人增加2.5两。菜油票则是从1970年以后才有的，基本上是在每年的五一、国庆、元旦和春节四个节日随购粮证一起发放的，开始是每个节日每人有半斤，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最多的时候每人每个节日发过两斤。
那时节，茶油的价格是0.42元/斤，菜油比茶油要便宜些。
　　豆腐票和豆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豆腐只有在春节才会有一点供应的，定量是按购粮证而不是按人头供应，一本购粮证半斤，后来增加到一斤。豆腐票是从六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发放，一般都以块为单位，开始时每个人每个月定量为一块，后来增加到三块。
　　豆腐票也可以到粮站去买黄豆，两张豆腐票可以买一斤黄豆。豆票也是七十年代以后才开始有的，一般也是在那四个节日里随购粮证一起发放，每个人为半斤到一斤，豆票可以买黄豆、绿豆和赤豆，也可以去换豆腐，一斤豆票可以换一斤半（也就是三块）豆腐。
　　当时一块豆腐的价格是五分钱，后来加到每块一毛钱。
　　以上票证可以跨季使用。
肉票：肉票跟豆腐票一样，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都只是在春节才会有一点供应的，定量是按人头供应，最少的时候是每人0.25斤，最多的时候是每人一斤，通常年头都是每人半斤。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随购粮证发放，每人每月半斤，在那四个节日里每个节日增加半斤。
　　记得那时候去排队买肉的人都会拼命地讨好那几个卖肉的师傅，因为要是那师傅不厚道点，很可能你买回来的就是一大块肉骨头。记得有一次我去排队买肉，在一个叫小胖的师傅那里买了一斤半的肉，回来仔细一看大概足有近一斤是骨头，结果刚从田里收工回来的母亲一看就气不打一处来，把我好一顿胖揍。
　　当时的肉价是0.53元/斤，后边加到0.61元/斤，再后来加到0.66元/斤。
　　鸡蛋票：发鸡蛋票好像是比较稀罕的事了，记得也就是有几年过年的时候发过两三次，每本购粮证可以买一斤。那时的鸡蛋比较小，一斤都有十到十一个，价格和肉价相同，也是0.53元/斤。有时候有些农民会偷偷地拿来卖，也是五分钱一个，后来才涨到一毛钱一个。
　　鸡蛋在小镇上不像猪肉那么稀罕，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养有几只母鸡，不过鸡蛋则大多是用来卖、走亲戚、送礼之类的用了，普通人家除了来客人之外，吃鸡蛋却是很奢侈的事，小孩子一般也只在过生日时能吃上一到两个鸡蛋。我记得很清楚，每次跟随母亲到人家去做客前，母亲都要再三交代：如果人家给我们煮鸡蛋，千万记住只能吃一个，要不会让人家笑话的。
　　黄酒票：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每人每月半斤，随购粮证一起发放，价格是0.31元/斤。
　　黄酒票是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票证了，因为姐姐治病要用刚开坛的黄酒煎草药，所以那些年头我每次晚上跟母亲出去，除了错钱就是到供销社卖酒的人家里去开后门，一般是送上一些我们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还有就是自己舍不得用的紧缺的布票、棉花票什么的，她就趁着夜里打开店里的后门给我们打上几斤酒。
　　盐票：每人每月半斤，后来增加到一斤，价格开始时是0.075元/斤，后来加到0.11元/斤，再后来加到0.13元/斤。
　　红糖票和白糖票：开始的时候只有红糖票，每个人头每个季度半斤，随购粮证一起发放，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每人每半年发一斤白糖票，当时红糖的价格是0.35元/斤，白糖的价格好像是0.42元/斤。
　　以上票证不能跨季使用。

香烟票：当时除了经济牌和大红鹰牌有时可以不凭票能买到之外，雄狮以上的香烟一律要凭票才能买到，香烟票在好多年里并不是随购粮证发放，而是每半年一次分发到各个单位或生产大队，由各单位自行分配，数量大约是每两人到三人一包，像利群、光荣、大前门、凤凰、群英、牡丹这些比较好的烟，一个单位或大队每次能分到其中一到两种，数量是一到五包，所以那时候小镇上大多数人都以抽旱烟为主，能抽香烟的大都是有点头面的人物了。
　　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每年过年的时候会有几包香烟票随购粮证发放到户，一般是雄狮、旗鼓和新安江为多，极偶然的时候也能分到一包利群，而光荣以上牌子的香烟票，普通人家是根本分不到的，所以当时我们小镇上就有一首很流行的讽刺干部贪污腐化的顺口溜：工资三十三，抽烟抽牡丹，盖房盖三厢，村村都有丈母娘。
　　当时小镇上比较常见的一些香烟的价格是：经济0.08元/包；大红鹰0.13元/包；雄狮0.18元/包；旗鼓0.22元/包；新安江0.24元/包，红金.028元/包；利群0.29元/包；光荣0.31元/包；大前门0.36元/包；凤凰0.42元/包；群英0.49元/包；牡丹0.50元/包。
　　在那个年代里，像中华一类的烟，我们一直只是听说过却从没看到过。
2、生活用品类：
　　布票：我们当时发的是浙江省布票，票面分为一寸、两寸、五寸、一尺、两尺、五尺六种，每半年发一次，开始时的定额是从婴幼儿到成年人分别是每人从1.5尺到5尺，后来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就一律是每个人头五尺，还是每半年发一次。
　　不过当时的布料的门幅大都很窄，门幅在2.3尺以上的就很少见了，因此要做一件衣服或其他物品，所需要的布料远比现在要多。
　　棉花票：一年发一次，不管男女老幼都是2.5两，记得有一年说是棉花大丰收，破例发了半斤，把人们高兴得像是捡到了大元宝。
　　火柴票：每本购粮证每个季度一封（10小盒），随购粮证一起发放。那时节人们家里都是烧柴火的，而火柴质量实在也差了点，有的根本划不着，有的划一下就断了，有时候一盒火柴甚至还用不了一天，所以在那些年头，跑到盖房子的地方去弄引火的刨木花，问人家讨火柴票就是我经常要做的事情。
　　毛线票：这不属于定时发的票，有时有时没有，有的时候也是按户口发放，每户人家不管人口多少都是半斤。
　　煤油票：每个季度每户人家半斤，随购粮证一起发放。那时候小镇上只有一家很小的火电厂，发电很不正常，所以怎么才能弄到煤油票也是大多数人家很伤脑筋的事情，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也就只能用火篾了，因此那时候小镇上的许多人家墙角里总会堆放着一堆晒干了的火篾。
　　蜡烛票：这个票恐怕很多人都没听说过了，是不是我们这地方的特例，我也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用电很不正常吧，定额是每个季度每户人家一张，可以买一包（三支装）的很小的蜡烛，随购粮证一起发放。后来定额虽然没变，不过包装变成了五支一包的，好像也只是发了两三年后来就没再发了。
　　不过蜡烛票倒是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可以用乌桕树的种籽去换，三斤乌桕籽除了可以卖到五毛多钱外，还可以得到一张蜡烛票的奖励，记得当年田野里的乌桕籽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常爬到树上去采乌桕，结果经常让农民追得鸡飞狗跳的。
　毛巾票：买洗脸的毛巾都要用票，恐怕你连想都不敢想吧，其实那时候买毛巾也要用布票的，一条毛巾要用0.5尺到一尺布票，我记得一共是发过两回毛巾票，每户人家一张，可以不用布票买一条毛巾。
　铁钉票：每年每户人家半斤，随购粮证一起发放，可以买铁钉也可以买铁丝。
　电池票：这是那个战备年代特有的票证了，每户人家每半年一张，可以买一对大号或五号电池，当然，也可以用它买一只灯泡。

3、工业品类：
　　手表票、自行车票和缝纫机票：这就是当时人们俗称的“三大件”了，这些票证都是分配到单位之后再由单位自行分配的，一般来说是一个单位每两年可以轮到一次，小的单位可以分到一样，中等单位可能会有两样，大单位则一般是三样都会有，数量也是根据单位的大小在一到三件之间。当时这些东西可不好分配，所以大多数单位都是用抓阄来决定的，抓到过一次的人以后就不许再参加抓阄了，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公平的吧。不过当时能同时拥有这三大件的，如果不是当地的头面人物，那就绝对是神通广大的能人了。
　　当时手表的牌子有南京的“钟山”，价格是30元/只，上海的“宝石花”，价格是110元/只，上海的“上海”表则是120元/只，还有一种是“梅花”牌的，价格好像是80元，我忘了是哪儿产的了。自行车的牌子有上海产的“永久牌”和天津产的“凤凰牌”，缝纫机则主要是上海产的“蝴蝶牌”，这些东西当时我是连想都不敢去想，因此具体的价格就不知道了。
　　电视机票和电风扇票：这两样票都是1978年以后的事了，那时节这两样东西实在是太稀罕了，尤其是电视机，尽管还只是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像我们这种小县也就只能分到一两台，结果还闹出过两位职位相当的领导为争一台电视机给孩子结婚用而大打出手的笑话。
二、关于饥饿的记忆

　　真正饿过肚子的人，才会知道挨饿的滋味，而这种滋味，正是那些口口声声要否定三年大饥荒的人根本无法想像的。
　　我虽然出生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但当时父亲的定量是每月21斤，而且几乎天天下乡，母亲是体力劳动，每月定量是24斤，而我和姐姐、弟弟三个人的定量加起来还不到20斤，还有一个土改时被定为富农却既没有田地、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又没有粮食供应的外婆要奉养，平均下来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不足10斤，这其中还得搭配10－20%的粗杂粮，当时的情形可想而知。
　　在那些岁月里，所有能填饱肚子的东西我们几乎全吃过，如磨得很细的谷糠（我们那俗称绵皮糠）、蕃薯丝、蕃薯藤干、苦菜、磨得很粗的玉米面和荞麦粉、蕃薯丝粉，豆腐渣、木薯粉，还有一种不知是用什么树皮磨成的粉，黑呼呼的，味道又苦又涩，难吃极了。
关于饥饿，记忆中最深刻的有几件事。
　　一是当时的规定是一斤粮票可以买一斤半的粗杂粮，为了尽可能的让我们多吃一点，父母还经常会在定量搭配的定额之外用粮票多买一点粗杂粮，主要是蕃薯丝。这样一来。我们家一年到头除了过年过节什么的偶尔能吃到一小碗白米饭之外，平时吃的基本上就是黑呼呼的蕃薯丝干，即便是如此，我们也还是很少有能吃怉的时候。
　　说到挨饿，最可怜的要数母亲了，多年来她吃的尽是我们剩下的残羹剩饭，很多时候我们多吃了点她就得饿着肚子，父亲又是个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人，很少有顾家的时候。多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彻底摧毁了母亲的健康，以至在她以后漫长的岁月里都不得不忍受着严重的骨质疏松及其他病魔带来的折磨，每走一步路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几乎完全是靠着止痛药度过了她的晚年……
（本文原作者不详）

我们的天空

                                          

毛子

貌似可以从花花的这个贴子里找到有奖竞猜第十四题的答案，可惜我已经答过一次不能再答了

张弛

作者记性真好，待遇也高，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就已享受到了幼儿园教育，本人比作者晚十几年出生在浙南某县县城，没读过幼儿园，貌似那时压根就没听说过有幼儿园的。

大水泡

太长了数据太多 不看

lwm2005

作者记性真好，待遇也高，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就已享受到了幼儿园教育，本人比作者晚十几年出生在浙南某县县城 ...
张弛 发表于 2010-7-10 13:29

如果在城关镇里，远的民国的幼儿园不说，至少50年代就有托幼机构，比如南门的老机关托儿所，现在的机关幼儿园至少在80年代初期就办得很好了，本人近30年前就在那里读过。

看来这位张弛朋友的县城里没有幼儿园，那是不是县城的偏远地区或者本身这个县城就很偏远。

易难儿

花花走了一趟对票票突然这么兴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