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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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咸丰八年(1858年)，石达开进占衢州府之江山、常山、开化，在衢县与清军展开激烈争夺。石镇吉军攻克处州府之遂昌、松阳、丽水、缙云、云和、宣平等县，占据金华府之武义、永康，随后率军由处州入闽。

　　1860年，李秀成与李世贤率军由皖南进军浙江，攻占安吉和长兴后，李世贤部向湖州进攻，李秀成克武康、余杭，占杭州，又派兵攻人嘉兴府，占据海盐、平湖、石门等县。陈玉成由江苏宜兴至长兴，占领安吉、昌化、余杭，不久由临安回到广德。同年10月，李世贤由歙县人浙，攻占严州府。

　　1861年李世贤再次入浙，占据金衢盆地的广大区域，以后又占领处州府的大部分。李秀成也于同年由江西攻人常山，过兰溪人严州与李世贤会师，两支大军兵分五路，略取浙江各地。第一路军由严州出发，占领萧山并破绍兴府城。第二路军占领新城、临安、余杭、杭州，经海宁、嘉兴、嘉善、平湖，直趋松江，向上海进发。第三路军在克杭州后，进占湖州各地：第四路军由李世贤率领，由永康攻克仙居，1861年12月攻占台州府城；接着分兵攻克黄岩、宁海、太平(温岭)、玉环、乐清等城，直逼温州。第五路军过东阳、克诸暨，占嵊县、取奉化，又克余姚、镇海，占领宁波府城。至此，浙江除温州、衢州两府城及龙泉、定海等五县未克外。其它均被太平军占领，太早军在浙江所建浙江天省，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基地之一。

　　1862年， 浙江巡抚左宗棠由安徽进攻浙江。1864年8月，太平军所占浙江府县被次第收复。从战争的过程来看，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金(华)衢(州)盆地、宁(波)绍(兴)平原、处州府北部地区所受战争影响最大。同治三年，左宗棠对战后浙江的看法是： “通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至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处孑遗之民，则不及从前二十分之一矣。或壮丁被掳而老稚仅存，或夫男惨亡而妇女靡托。臣师行所至，灾黎环吁马前，泣诉痛苦情形，幽咽莫办，亦惟有挥泪谢之而已。其浙西三属，惟嘉善、石门、平湖、桐乡等县素赖蚕桑为生计，数年之后，或可复元，其近山各县情形亦与盆、严等处相似”。

　　如果左宗棠对于战争中浙江人口的损失估计是准确的话，那么，在金华、衢州、严州、处州四府人口损失率高达95％。这一估计得不到其他资料的证实，兹用分府人口估计的方法，重新估算战争中的人口损失。

　　                   二、战争中的人口死亡  

　　1．嘉兴府

　　战争使嘉兴县“户口流亡，田亩荒秽，东南各乡庄尤甚”[2]，其他各县的记载大体如是。光绪《嘉兴府志》卷20《户口》记载了道光十八年(1838年)和同治十二年(1873年)嘉兴府分县户口数，详见表1。

表1　道光十八年、同治十二年、1953年嘉兴府分县户口

　县名　　　　　　道光十八年　　　　　　　　同治十二年　　　　1953年　　1873—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　　　 户　　　 口　 户均口　　 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石门　　54440　　379422　　7．0　　42500　　158376　　3．7　　214464　　3．8　海盐　　97232　　523461　　5．4　　51967　　180849　　3．5　　202546　　1．4　平湖　　73839　　304306　　4．1　　30753　　109390　　3．6　　261465　 11．0　桐乡　　68151　　327125　　4．8　　50557　　114273　　2．3　　159255　　4．2　嘉善　　68049　　277013　　4．1　　16379　　 96478　　5．9　　241875　 11．6　嘉兴　 100741　　619577　　6．2　　42122　　158714　　3．8　　470417　　5．9　秀水　　78934　　502860　　6．4　　19169　　133973　　7．0

　合计　 561386　 2933764　　5．4　 253447　　952053　　3．8　 1550022　　6．1

　　资料来源：光绪《嘉兴府志》卷20《户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53—1985)》，中国则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表1中白勺数据存在一些问题。 如嘉善县，同治十二年全县人口不足10万，1953年增至24万余，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人口增速偏高，颇令人生疑。光绪十三年(1887年) ，嘉善县有户54818，大小丁口226572[3]，户均4．1口，其中移民户数仅占全县户数的2．7‰。可见，从同治七十—二年至光绪十三年，嘉善县在籍户口的增长并非移民大量迁入所致。从1887年到1953年，嘉善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这一过低的数据说明光绪十三年的户口数偏高。看来，光绪十三年地方官员对同治十二年偏低人口数据的修正，采取了矫枉过正的做法。数据编造的迹象十分明显。

　　从同治十二年至1953年，平湖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嘉善县相似，高达11‰，同理推知同治十二年平湖县的在籍人口数可能偏低。民国《平湖县志》卷6《食货志·户口》载：“按咸丰朝烟户，邑经兵燹，档册无存，至克复后清查约耗十之八。”这一说法明显夸大。战后平湖并没有大量的人口人迁，　由此更显同治十二年数据之不可相信。1932年平湖县人口为23万[4]， 此年至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若以此增长率回溯，同治十二年，平湖县人口应有16．2万。然而，按照嘉兴、秀水、石门、桐乡等县的例子，战后平湖县的人口增长达不到这—速度。基于同样的理由，我推断同治十二年海盐县的户口数据也可能是不准确的。

　　嘉兴县与秀水县为嘉兴府的附郭县，从同治十二年到1953年，两县合计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9‰，这一较高的增长率可能与战后移民人口数量较多有关。石门、桐乡两县的移民少于嘉兴、秀水[5]，从同治十二年到1953年，石、桐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8‰和4．2‰。由此可见，从战后至1953年，嘉兴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4‰。以此速度回溯，1865年，嘉兴府人口约为109．1万。

　　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浙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5‰[6]。 以后的增长速度放慢，以4‰计，以道光十八年的数据为基准推至1858年，嘉兴人口约为317．8万。战后人口仅及战前人口的34．3％，人口损失208．7万；人口损失率高达65．7％。

　　2．杭州府

　　杭州城是清兵与太平军争夺的中心，人口死亡众多。如在杭州城，就有—次受屠14万人的记载[7]，其战争创伤几乎可与南京相提并论。又如临安县，“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8]。再如昌化县(今并人临安县)，“洪杨之役，由淳(安)窜昌，首当其冲，民气凋残，垂六十余年，未易恢复原状”[9]。还如杭州府东部的海宁县，有县人冯氏于咸同年间撰《花溪日记》，其中写道，该县长安镇，“被烧房屋十之七，沿乡数里尽伤残。被掳千余，死难被杀万余。鱼池积尸，两岸皆平，前后所陷市镇，惟此为最惨”，未全陷于战争者只有菱湖、花溪、沈塘、冯家桥等寥寥几处而已[10]。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杭州府有人口319．7万，依4‰的年平均增长率计，1858年杭州府约有人口372．1万，民国《杭州府志》卷57《户口》记载同治四年(1865年) 全府土著人口为了2万，仅占战前人口的19．4％。太平天国战争使得杭州府损失人口300万，人口损失率为80．6％。    如此之高的人口死亡率可以得到其他资料的印证。以富阳为例，光绪《富阳县志》卷6《绅民殉难表》中登录的死亡男女数达数千人，不知姓名者不知其数。该卷还说：“计自咸丰十年春粤贼蹂躏，至同治二年八月始经克复，匪前户口四十余万，自遭烽燹、兵死、疫死、饿死、病死，江南各乡尚存十之三四，西北两区迭为战场，村落俱成焦土，人民无一孑遗。上下百里间，几至炊烟断绝，寇祸之烈为自来所无。今历太平四十余年，客民杂居，间存一二土著，而元气凋伤，生机不畅， 此又地运之厄也。 ”同书卷14《武备·兵事》中又说：“迨至(按：同治)二年正月，上江败贼下窜，最后为花旗贼，遇屋即火，逢村便屠。又以乡村无可掠食，见民之有肥胖者，即杀以为粮。由是瓜删草剃，村落尽成灰烬，黎民无复孑遗矣：按粤寇之祸，江南各乡遗民尚剩十之二三，江北则五十之一二，以较南方收复尚迟六阅月，此六月中，日死民当以万计。”从这两条记载中可知，富春江以南的地区人口损失率至少达到60％左右，江北地区土著所剩不多，可能仅占当地人口的5％左右。 民国《杭州府志》记光绪八年富阳县男女丁口共13．1万，二十三年达到16．8万。据光绪《富阳县志》卷12《户口》 ，光绪二十三年江北三区共8151户，男女合计为34487人；江南三区有22875户， 男女合计132745人，可见光绪八年的人口几乎完全为江南之人口[11]，江北土著几乎死亡殆尽。 　　又如临安县，临安县地处富阳县之北，与富阳县人口损失最为惨重的富阳西北区毗邻，人口损失率极高。“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三年，劝招开垦，客民四集，自此休养生聚。二十余年始有丁口土客四万余人”[12]。民国《杭州府志》记载光绪九年临安县有9148户，37601口，光绪二十一年人口为45544万人。由此可知《县志》中所说的“丁口八九千人”实指户数，亦可知光绪九年的临安人口皆为土著。 　　其余各县情况可见《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的有关论述，此不中论。总之， 至宣统二年，杭州府人口数为120万，1953年为212．8万。从同治四年至宣统二年再至1953年，杭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左右。这并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而是大量移民迁入所致。在杭州府的许多县，移民的数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甚至超过当地的土著。民国以后，杭州城市人口大大增加，至1953年，杭州市人口几达70万。如果排除移民及杭州城市人口增长的因素，太平天国战后杭州府的人口自然增长并未表现出高速度。　　3．湖州府[13] 　　“浙省自发逆肆扰以来，通计各府，惟杭州、湖州两府各属受灾最重”[14]。在湖州府属七 县中，又以长兴、武康、孝丰、安吉“受祸尤烈”[15]。兹分县叙述如下：　　长兴县。 根据葛庆华的研究， 战后长兴土著约存了万人。同治《长兴县志》卷7《户口》载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长兴县户87782，口34981l，户均4口。嘉庆八年(1803年)，户95494，口360064，户均3．8口，以户均4口进行调整，则有人口38．2万。从乾隆四十八年到道光八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2‰，口的增长率为4．4‰。这和全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相似。以乾隆四十八年的人口为基准，以全府40‰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1858年人口为47．2万，战争期间长兴县损失人口40．2万，损失率达85．2％。同治年间的记载称：“兵燹之余，民物凋丧，其列于册者孑遗之民仅十之三焉”[16]。在籍人口损失率为70％左右。由于这一判断是根据战前的在籍人口数作出的，而战前的在籍人口可能并末包括全体人口。实际人口的损失率大大高于在籍人口的损失率。　　安吉县。“自庚申(1860年)至壬戌(1861年)，贼往来不记(计)其数。民始时死于兵戈，其饿毙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颗粒难得，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饿毙。往时户口十三万有奇，至甲子秋贼退，编排止六千遗人而已”[17]。同治三年(1864)清查户口，土著仅3500户，“男妇大小丁口”6838。随着逃难在外的县人陆续还乡，至同治十年(1871)全县土著人口增为1145人[18]。需要指出的是，咸丰年间安吉县编排保甲，“男妇大小丁口”共13万有奇，但登记在册的并不是全县人口真实数字。光绪《张氏宗谱》载：“吉县全盘时户口不下二十万。”根据1932年及1953年安吉县、孝丰县两县人口的比值，估计咸丰元年安吉县人口估计有29万， 战时人口损失27．9万。人口损失率高达96．0％。 　　孝丰县(1958年并人安吉县)。“粤匪所经，仅存三十之—，今著于册者是也”。自战后至光绪元年(1875)，户册上所登工著之民均为700)O余人[19]，战争结束已有十年之久，外出逃难者基本上已经还乡，可见县志所载户口即为该县孑遗之民。光绪《孝丰县志》卷4《户口》载：“咸丰六年编排保甲，实在男丁十四万有奇，女丁—及老幼并十五万有奇。”1858年孝丰人口在30万左右，战争中人口损失率达97．5％。这也与光绪《孝丰县志》卷8《祥异志》的记载相符：“昔全盛时口三十余万，而今则落落星辰，散布四隅者仅八千余，不及三十之一也。”一些村镇的人口损失还不止此数。如近代艺术大师吴昌硕的家乡鄣吴村，由于地处浙皖交通也道，“罹祸最酷”。兵燹前“聚族而家者众至四千余”，兵燹后生还者仅二十五人[20]，不足百分之一。 　　武康县。武康“素瘠多山，又当贼往来皖浙道路之冲”，故人口损失极为惨重。同治三年(1864)粮储道杨昌溶攻克武康，看到的是一副悲惨的景象：“井舍烟稀，鸡犬绝声，遗民百不存一，所复各城疮痍无有过于是者。”[21]其地方凋残情形与安吉、孝丰相若。道光《武康县志》卷6《地域志·户口》载道光七年(1827年)户24473，口102104，以4‰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1858年人口为11．6万，如以武康县人口损失率与孝丰县相似，也是97％，则战时人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a class="a14_t" href="http://www.lw-cn.cn/Lunwen/wenyi/whzl/Index.html">文化战略论文</a>口损失约11．2万，战后遗存人口只有0．4万。  　　德清县。该县同治十一年(1872)“人丁行查未报”，故其人口损失情况不详。由于地处水乡，远离通往杭州的交通要道，故人口损失稍少于毗邻的武康。同治三年(1864)湘军将领高连升克复德清，“县人生还者不过十之二、三”。[22]民国《德清县志》卷4《食货志·户口》载嘉庆八年(1803年)德清户94783，男女丁口391491，以4‰的年平均增长率计算， 1858年人口为48．8万。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 我估计同治四年德清县的人口大约尚存6万余人，战争中土著的损失率达到87％。   　  乌程、归安县。“湖郡七属自(乌)程、(归)安而外，匪扰皆为极甚”[23]。由此可见乌程、归安两县战争中的人口损失较西部诸县要小。同治十一年乌程县“实在人丁”36．1万，其中男大小丁21．2万，女大小口14．9万[24]。 同治十一年归安县人丁“行查未报”，光绪二年编查保甲，城乡共计69211户，254739口，客民“二百五庄至二百十七庄客民九百九十二口”[25]。实际上，光绪二年乌程县的移民不止这些，据民国年间的调查，“客籍农民如河南、湖南、江北、金、绍、温、台等地约占十分之二。”[26]乌程、归安移民人迁集中在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左右，做一较低估计，以移民人口为全部人口的20％计，则光绪元年左右两县土著人口为50万，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到同治四年，则为47．6万。嘉庆二十五年，湖州府人口为256．8万，以4‰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1858年湖州府人口为298．9万，扣除其它五县166．6万的人口，则1858年乌程、归安两县人口为132．2万，战争中两县损失84．7万人口，损失率为64％。　　乌程、归安两县因丝织业兴盛，与外界联系较多，民人战时多迁避外地避难。“曩者逆氛犯郡城，豕突狼奔，迁徙者十九。”[27]加之地处水乡，可以用船载负全家，“托命于小溪汉港，丛芦密苇之间”，获保全者较多，所以，“水国被害较轻，户口十或全其五六”[28]。又有记载称：“避难水乡者十存六七，避难山乡者百无一二。”[29]避难水乡较之避难山乡似乎能够更好地保护人口。　　总之，太平天国战前的1858年，湖州府人口大约为298。9万，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湖州府属七县人口损失235．7万，战后仅存63．2万，人口损失率达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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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州府 　　地处浙西丘陵山区的严州府(治今建德市东北梅城镇)，是太平军与清军多次厮杀之地。关于这一区域人口死亡的情形，严州知府戴檠写道：“严郡乱后，人民稀少，遂安人存十之七，桐庐、寿昌人存十之五，淳安、建德人存十之四，分水人存十之二。”战后首要任务是“招集流亡，收养孤儿，为他日生聚之谋”[30]。 　　从乾隆十九年到嘉庆二十五年， 严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1‰，以此推算1858年严州府人口数为101．9万。光绪《严州府志》卷9《食货·户口》记载了乾隆十九年各县户口(丁) 数，以此作为各县人口在全府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再依戴槊所言各县人口损失比例进行估测，战后严州府人口数为46．9万，人口损失55万，损失率为54％。 1953年严州府人口数为87．3万，从同治五年到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1‰。按照我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的研究，战后迁入严州府的外地移民大约为3万余人，加上这批移民，从同治四年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6‰。 　　5．衢州府和金华府 　　金衢盆地是太平军进出浙江、江西两省的孔道，战争中人口损失甚钜。民国《龙游县志》卷首《叙例》中说：“最后经咸同间洪杨之乱，屠戮至惨，丁壮逃亡。”近人徐映璞指出同治元年八月，“疾疫大作，江南、浙江各军，十病六七，死者不可胜计。衢州人民，死者尤众，往往不得棺木，随死随埋，而荷锸者亦死。衙(州)、龙(游)、汤(溪)、寿(昌)各县，至数十里无人烟”[31]。又有记载说，龙游战后，“本县人存者十不逮一，外来客民温处人占其十之三，余皆江西广丰人”[32]。 　　衢州、金华两城是金衢盆地太平天国战争的中心区，人口损失较多。在它的边缘区人口死亡率稍低。如江山县，咸丰九年(1859年)人口有25．5万，同治十年(1871年)尚余18．4万[33]，人口减少了28％。如果回溯至同治四年，人口损失率可能达到30％。 　　再如金华县，道光二年(1822年) 人口为27．9万。清代中期金华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1858年应有人口32．4万。据光绪《金华县志》卷12，同治十三年 (1874年) 清查保甲连客民在内全县仅有34375户，119427口。光绪十三年 (1787年) 清查保甲土客38083户，145581口。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三年，金华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 3‰。这一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可能因移民的迁入所引起。1953年， 金华县和金华市合计人口为30．7万，从同治十三年至此，79年间金华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1‰。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增长速度，则可以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导致了金华县70％以上的人口死亡。而在事实上，近人议及同治年间的人口死亡，以衢州、龙游、汤溪、寿昌(并人建德县)等县为中心，并未涉及金华，而在讨论战后的移民迁入时，金华一带也不是移民迁入的重点。所以，我以为光绪《金华县志》中户口记载是偏低的。 　　据光绪《兰溪县志》卷2，光绪六年(1880年) 兰溪县查办保甲，统计人口， “城乡大小男丁''41457口，“客民大小男丁''4010口[34]。加上女口， 兰溪县的在籍人口大约只有8万。　1953年兰溪县人口为33.6万，多于金华县及金华市，估计太平天国战前兰溪县的人口较金华县为多。如以此数据为真，则兰溪县人口损失率高达80％。在上引资料中，人们也未将兰溪列为战争导致的人口高死亡区。加之战后移民仅及土著的十分之一，比例很低。所以，我以为光绪六年兰溪县的户口登记也是不完全的。 　　按照清代中期衢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858年衢州府人口可达122．5万，江山县之例代表了战争边缘区的人口损失，西安、龙游两县属于战争中心区，人口死亡至少在全体人口的70％以上。因此，粗略估计，衢州府人口损失大约占总人口的50％。据此，死亡人口约为61万，剩余人口约61万。1953年衢州府人口115．8万，从1865年至1953年，衢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3‰。这并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它包括移民迁入引起的区域人口的较高增长。 　　太平天国时期金华府境的战争相当激烈，人口死亡比例应当高于江山县，却低于整个衢州府。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 金华府人口为255万， 1858年可达308．2万。以40％的人口死于战争计，共死亡。人口约123．3万，剩余人口约185万。1953年金华府人口为295万，从1865年至1953年，金华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3‰。其中移民迁入对于人口增长速度亦有所影响。 　　6．处州府 　　同治《处州府志》卷11《赋役志下·户口》记载同治、光绪年间处州府各县人口甚详，其中龙泉、青田、景宁三县稍受战争波及，庆元则未受战争的影响，所载户口数据可供分析。在这一记载中，青田县的户均只有1，2口，明显不合理，由此导致从1876年至1953年青田在籍人口的高增长。光绪《育田县志》卷3《贡献.户口》记载青田县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人口为89667，至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景宁县人口几无增长，其原因在于1871年户口数的失真，具体分析详见《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第三章。在龙泉、庆元两县，从同治、光绪年问到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8‰和4．4‰，是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光绪 《处州府志》 卷11载丽水乾隆六十年户22690，男女丁口174216； 嘉庆二十五年户35172，男女丁口349127。从乾隆六十年到嘉庆二十五年，户和男女丁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9‰和15‰。依《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第三章所述，嘉庆二十五年数据已有夸大。以乾隆六十年数据为基础，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1858年丽水县人口为23．9万。 从同治十二年到1953年，丽水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7‰。 以此回溯，同治四年人口为10．4万，战争期间损失12．5万，损失率为56．4％。松阳县的人口不会在丽水县之下，有记载称：“处郡之被寇也，不止一次。本年(指同治元年)夏间，发逆自温窜其境，受害惟松阳为甚，丽水次之。兵戈之后，继以瘟疫，死者累累。”[35]松阳、丽水的情况相似，但战后丽水的人口增长速度不足4‰，而松阳则高达10‰以上。两相比较，我更相信丽水县的人口增长是真实的，而战后松阳县的户口数据则是低估的。遂昌县的情况也是如此。　　光绪《处州府志》 卷11载有云和乾隆六十年人口为50547，嘉庆二十五年人口为67029，道光三十年为74828，两个时段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6‰和3。7‰。以此推算，1858年人口为7．7万。实际上，该志记载咸丰十一年人口数为7．3万，同治二年人口数基本不变。这是不可能的。在1861和1862年，云和县曾两度受到战争的侵袭，人口不可能不有所下降。1953年云和人口为67199，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同治四年人口为4．3万，战争中损失3．4万人口，损失率为44％。 　　光绪《处州府志》 卷11载缙云乾隆五年户17378，男女大小丁口88027，户均5．1口；嘉庆二十二年户20305，男女大小丁口95941，户均4．7口；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明显偏低。道光二十七年户34890， 男女大小丁口118637，户均3．4口。道光年间的户均口数明显偏低? 以嘉庆二十五年的户均口数进行调整，道光二十七年男女大小丁口为16．4万。乾隆五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8‰。以道光二十七年的人口为基数， 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1858年人口为17．3万。以1953年人口数为基数，以同样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 同治四年人口为15．2万，战争期间损失人口2．1万，损失率为12％。　　战前宣平人口数不详。 同治十二年，宣平户24733，口127915，户均5．2口。从户均人口这一指标来看，宣平人口调查的质量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同治十一年的人口比1953年高出许多，很难让人认为这一数据是真实的。民国《宣平县志》卷1《户口》称：“清光绪以前，大率沿编旧例，以赋徭为重，册报户口，恒只列男丁。至宣统二年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始实行调查。”光绪及光绪以前的户口数据都是不可相信的。　　综上所述， 以嘉庆二十五年人口数为基点，按5‰的年平均增长率推测， 1858年处州府人口可达129．8万。 1953年处州府人口数为133．9万，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1865年有人口86．3万，人口损失47．5万，损失率达35％。 　　7．绍兴府 　　民国《萧山县志》 卷5《田赋门·户口三》载乾隆十四年实在烟户46461，男妇大小丁口209343，户均4．5口。乾隆五十四年户71672，口686520。乾隆十四年的人口数偏低。按《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第三章论述，清代中期绍兴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3‰， 以此推算，1858年萧山县人口为97．8万。 同志载宣统二年萧山县二十六乡男女共413750，1932年人口为453087，1953年人口为593209，两个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1‰和12．9‰，从宣统二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9‰。 我怀疑宣统二年及1932年的萧山县人口数均偏低，即使以宣统二年数据为起点，以4．1‰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1865年人口数为24．4万。如以1953年人口数为基点，以5．3‰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 1865年人口为37．3万。以后一数据为准，人口损失60．5万，损失率为62％。　　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绍兴府西部四县中萧山县人口损失比例相对最小。将1953年山阴、会稽、萧山、诸暨四县人口与乾隆《绍兴府志》卷13《户口》所载乾隆五十四年(1791年)口数对照，1953年四县人口数皆少于乾隆五十四年，只有萧山县1953年的人口数最接近1791年。具体说来，1953年萧山县人口是乾隆五十四年萧山县人口的86．3％，绍兴(山阴、会稽两县)为73．1％，诸暨为60．9％。也就是说，在绍兴和诸暨等地，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率可能达到70％以上。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第三章的论述，乾隆五十四年绍兴府西部四县人口合计约为317．8万，至1858年，四县人口合计约为452．9万，人口损失率为70％，则损失人口317万，剩余人口135．9万。从1865年至1953年，绍兴西部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    再看看绍兴府东部各县的情况。光绪《上虞县志》卷30载同治八年人口数14．2万，1953年人口为33．5万，此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3‰。1932年上虞县人口为30．4万，1932年到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5‰。比较而言，我更相信1932年数据较同治八年数据更为准确。以 4．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1865年上虞县人口为22．5万。 在《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第三章中，我证明该县乾隆五十四年(1791年) 人口约为34万，至1858年可能达到48．4万。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死亡25．9万，人口损失率达53．5％。 　　民国《嵊县志》卷4《赋役志·户口》载同治八年户33434，男女大小丁口217661，户均6．5口，1953年人口为420143，从同治八年到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9‰。同志还记载乾隆五十六年和嘉庆二十五年的户口数，从乾隆五十六年到嘉庆二十五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9‰，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4‰，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远远高于户的年平均增长率。　仍以全府5．3‰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到1858年，则1858年人口为52．2万。1953年嵊县人口为42万，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到同治四年，是年人口为27万。整个战争期间嵊县损失人口25.1万，损失率为48．1％。　　嘉庆二十五年绍兴府东部四县人口约为164．8万，至1858年约为201．5万。由于新昌县人口损失较小，设绍兴府东部四县人口损失率为40％，则人口损失总数约为80万。合计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绍兴府的人口损失近400万，人口损失率约为鼠60．6％。 　　战前绍兴府的人口数量远远多于杭州府，即使遭受了如此重大的人口损失，其剩余人口仍有大约260万，以至于战后仍有力量向杭州、嘉兴等府输送一定数量的移民。 　　8．宁波府 　　光绪《慈溪县志》 卷12《经政一， 户口》记载同治九年编审户58920，丁口249225，户均4．2口。1953年。人口为274375，从同治九年到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 　　民国《象山县志》卷11《赋役考·户口》记载嘉庆二十一年该县“生收放除，不分士农工商，一律编入”，计烟户通县32079户，人丁大小90845丁，口大小76723，共计167568丁口，户均5．2口。道光十年户3．5万， 大小丁口18．1万，户均5．2口。从嘉庆二十一年到道光十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4‰，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3‰，以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1858年人口为21万。同治七年(1868年)户41142，大小丁口211955，户均5．2口。1953年象山人口为254353，从同治七年到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1‰。从道光十年到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8‰，象山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人口受到战争的影响并不大，这一增长率可视为人口自然增殖速度。 　　从慈溪和象山的例子来看，战后宁波府未受到战争影响的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并不是很高。宁波府鄞县等县受战争影响很大，人口大量死亡，战后人口的增殖速度可能较未受战争影响地区人口增殖要高。1953年宁波府人口为226．4万，考虑到有大批宁波人口迁往上海，故设战后宁波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 同治四年人口为173．9万。嘉庆二十五年宁波府人口为235．6万，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宁波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4‰。考虑到清代后期至1953年宁波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降低，故以4‰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1858年人口为274．2万，战争中损失人口100万，损失率为36．5％。 　　9．台州府 　　民国 《临海县志稿》 卷4 《版籍·户口》　载同治十年保甲册117929，口467483，户均4口，1953年临海县人口534820，从同治十年到1953年，宁海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6‰。　　民国《台州府志》卷4《户口表》载同治八年仙居县共44038户，以临海户均4口计，则为17．6万口，1953年仙居人口数为21．9万，从同治八年到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 　　从临海和仙居的例子来看，战后台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牢并不高。民国《台州府志》卷肋《风俗志上》称：“台郡庶而不富，生齿日繁，人浮于地，田不敷种，天仙尤甚，或散之四方，觅食劳工，黄太人稔稼穑，赴杭嘉湖甬佃农以亿万计，往往春出冬归，健者或积资置产不返，占客籍焉，论者以此为台人生记一大宗，亦重可悯也。”台州府人地关系的紧张导致了人口的外迁与人口增速的降低。　　1953年台州府人口为263．8万， 以3‰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同治四年台州府人口为202．6万。嘉庆二十五年台州府人口为277．4万，以3‰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 1858年人口为310．8万，整个战争期间台州府损失人口108．2万，损失率为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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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温州府 　　光绪《玉环厅志》卷之三《版籍·户口》载光绪三年编查，全县共27205户，男女123858，户均4．6口。1953年玉环人口为166386，从光绪三年(1877年)到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9‰。玉环几乎未受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3．9‰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当为人口的自然增殖速度。只是要说明的是，与浙东沿海其他县份相比，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偏高，究其原因，可能因玉环岛上一批原未人籍的渔民在1953年载人当地户籍所引起。真实的人口增长率可能较此为低。　　光绪《永嘉县志》卷5《贡赋志·户口》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户153742，大小丁口936584，户均6．1口。道光二十五年户154427，大小丁口940116，户均6．1口。从乾隆二十六年到道光二十五年，84年间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光绪五年永嘉户158791，大小丁口951298，永嘉县为温州府府治， 1953年温州市与永嘉县人口合计为89．5万，光绪五年的人口比1953年人口还要多，这是不可能的。　　1820年温州府人口为201．7万，1953年温州府人口为327．3万，从1820年到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6‰。由此可见温州府战争期间的人口死亡并不多，百余年间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正常的。 　　11．小结 　　兹将上文所述各府太平天国战前、战后及1953年人口列如表2。 　　表2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浙江省分府人口的变动　　人口单位：万 　　府　名　　1858年　　1865年　　1953年　　1865—1953　　　　　　　　口　　　　口　　　 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嘉兴府　　317．8　　109．1　　155．0　　 4．0　　杭州府　　372．1　　 72．0　　212．8　　12．4　　湖州府　　298．9　　　9．2　　139．2　　 9．0　　严州府　　101．9　　 46．9　　 87．3　　 7．1　　衢州府　　122．5　　 61．0　　115．8　　 7．3　　金华府　　308．2　　185．0　　295．0　　 5．3　　处州府　　129．8　　 86．3　　133．9　　 5．0　　绍兴府　　660．0　　260．0　　326．0　　 2．6　　宁波府　　274．2　　174．0　　226．4　　 3．0　　台州府　　310．8　　202．6　　263．8　　 3．0　　温州府　　231．2　　237．1　　327．3　　 3．7　　合计　　 3127．4　 1497．2　 2282．5　　 4．8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战争之前的浙江大约有人口3127万，战争之后，全省人口只剩1497万，人口损失1630万，损失比例为52％。 　　战争中人口损失多的地区，战后人口的增长速度快，反之则低。从总体上看，战后浙江的人口增长呈现一种低增长的态势，杭州、湖州及严州、衢州战后人口的较快增长与移民的迁入有关。有关细节，详-见本文第一作者的有关论述[36]。

　　                                    三、余 论

　　在最近完成的《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中，曹树基估计太平天国战争中苏、皖、浙、赣、闽五省人口损失大约达到了7000万人。战争爆发时的1851年，中国人口大约为4．3亿，太平天国战争使中国人口损失了16．3％， 即人口损失了六分之一。若以五省计，战前人口约为1．57亿，人口损失了大约45％，几达战前人口的二分之一。就浙江省而言，除了战争中的屠杀外，瘟疫导致的人口死亡更多。　　关于这次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何炳棣指出：“十九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期间的社会大动荡给了中国一个喘息机会以作一些地区性的经济调整，但就全国而言基本的人口土地关系依然故我，变化很小。”[37]曹树基循着何炳棣的思路，指出：“近代工业在这一区域内首先获得发展，不能说与这种‘马尔萨斯式’的人口调整没有关系。”[38]在历史学传统的叙事框架中，两位研究者对于太平天国所造成的人口损失的评论总体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将7000万人口的死亡视作一件抽象的历史事件：即视作区域性的经济调整和近代工业发展的某种契机，就不是一种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仅仅从7000万人口的死亡这一点来看，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太平天国战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悲剧。 　　长期以来，历史学研究者对于所谓“历史规律”的追索导致在认识论上对于历史研究主体的迷失。对于历史时期“人”的利益和“人”的命运的漠视，已成为历史研究的积弊。与这种价值观相对应，则是对于暴力不加分析的推崇和歌颂。在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中，人的尊严、生命的价值受到历史学家的嘲弄，以暴力手段实现的权力转移和政权更迭往往被定义为“革命”的性质而受到历史学家的称赞—与肯定。就太平天国历史本身而言．长期以来，战区人民生命的丧失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相反，依靠武力来实现其虚幻理想的太平天国领袖，却得到了研究者过份的关注与褒扬。　　这种历史价值观，它既会造成对历史的误渎，也会造成对社会现实的曲解，将会使人们对于社会进步的道路，缺少选择的可能。当然，上述解说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的暴力都是没有意义的，当人的尊严受到粗暴的践踏，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政府和法律都不能为受害者提供保护，暴力反抗以及反政府的“起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人民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历史才得以艰难地向前发展。　　总之，马尔萨斯的观点可以视作对传统时代人口变动规律的一种描述，却不可以作为历史学家的价值评判。将对历史事件评价的立足点置于“人”的本身：“人”的利益和“人”命运，才是历史学家应有的基本价值观。



     （资料来源：《复旦学报》，2000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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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浙省被灾郡县同治三年应征钱粮分别征蠲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9。

[2] 光绪《嘉兴县志》卷11《田赋下·土客交涉》。

[3] 光绪&lt;嘉善县志》卷9《户口》。

[4] 1932年浙江省人口转见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第70页，下不一一注明。

[5] 有关移民史的问题，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的相关章节。

[6] 曹树基&lt;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三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有关清代中期各府人口的增长速度，详见该书研究，以下不—一注明。

[7] 佚名《东南纪略》，光绪年间刊本。转见《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5册，第232页。

[8] 宣统《临安县志》卷1。

[9] 民国《昌化县志》卷首。

[10] 冯氏《花溪日记》，《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6册。

[11]光绪三十一年朱寿保作《富阳县新旧志较记》认为这一统计数存在很大的漏报，笔者不以为然。1932年该县人口为20．5万．1953年为21，8万，前期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99‰，后期为3．19‰，均与人口发展规律大致相符。即使有漏记，误差也不会很大。

[12] 宣统《临安县志》卷1。

[13] 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笔者对太平天国时期湖州府的人口损失进行过估计。葛庆华撰《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论文(未刊稿))对这一区域的人口与移民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所得结论较笔者更为可靠。获允据以撰写本节，谨此鸣谢。

[14] 《原杭湖属客民滋事之由》，《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

[15] 鼓聚《浙西减漕纪略》，同治五年刊本《两浙宦游纪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755。

[16] 同治《长兴县志》卷首，光绪元年长兴知县恽思赞《序》。

[17] 同治《安吉县志》卷18《杂记》。

[18] 同治《安吉县志)卷4《户口》。

[19] 光绪《孝丰县志》卷四《食货志·户口》。

[20] 亢树滋《芜园记》，《随安庐文集》卷二。吴昌硕在《别芜园》一诗中也有所描述：“在昔罹烽火，乡间一焦土，亡者四千人，生存二十五。”(吴昌硕《缶庐集》卷1。)

[21] 秦湘业、陈钟英《平浙纪略》。另据&lt;中报》光绪六年四月初六日报道：“武康山僻之城克复之日，查其民数竟至仅留十四人。”

[22] 民国《德清县新志》卷十一《艺文》。

[23] 《申报》光绪六年四月六日。

[24] 同治《湖州府志》卷39《经政略·户口》。

[25] 光绪《归安县志》卷18《经政略五·户口》。

[26] 《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县》p29《农业·农民》。

[27] 凌霞《三十树梅花草堂记》，《天隐堂文录》卷下。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28] 秦湘业、陈钟英《平浙纪略》卷13。

[29] 同治《长兴县志》卷31上《杂识·记事》。

[30] 戴檗《重造严郡育婴堂记》，载同治五年刊本《两浙宦游纪略》第57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755。

[31] 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32] 民国《龙游县志》卷1《通纪》。

[33] 同治《江山县志》卷1。

[34] 光绪《兰溪县志》卷2。

[35] 赵钧《过来语》辑录，载《近代史资料》总41号，中华书局．1980年。

[36]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7] 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

[38] 曹树基《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