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县长周慧的辞职，旋即引起舆论关注，并迅速成为“官不聊生”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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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上旬，温州市平阳县副县长周慧的辞职，旋即引起舆论关注，并迅速成为“官不聊生”的最好注解。来自温州官场内部人士介绍，周慧辞职始于2014年年初，并非外界所言“近期的事情”。 “辞职获批，虽然有点旷日持久，且法定程序尚未走完，不过木已成舟，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吁……”
　　周慧称之为“中国式辞官。”“在不少人的眼中，我们这样职位的人，属于位高权重，油水多多，且无需劳神费力。而当你对其说现实的情况的时候，换回的是不解的神情，甚至是轻蔑的哼声。”
　　对官场的疲倦显而易见。“进入议事日程到最后的决定有点冗长，足足一个半月，跨过了整个梅雨期，而且到现在尚未完结。对于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人而言，并不讶异效率的低下，这仅仅是整个官僚体制的具体表现。”周慧感言。
　　在温州官场，周慧的辞职并不引人注目。“如果一定要有什么感触的话，这是一个端着金饭碗不断寻找金饭碗的故事，目前主人公累了，回归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当前宏观经济不佳，不是辞官的好时机，周慧辞官只是一个个案。”温州市委党校副校长蒋儒标认为。
　　这一刻，并非周慧所言“云淡风轻，自由的气息似微风拂面”。周慧的中国式辞官里面有其个人因素，却反映官场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如果一个在经济上富裕的人可以辞官，那说明了官真不好当！”
非正常辞职
　　在周慧辞职感言中写道，“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换地点。”一个靠努力从基层奋斗到副县长的辞职，这个理由并不能简单成立。
　　生于1978年的周慧，1997年8月任文成县珊溪镇党政办秘书，此后一直在党政系统任职，陆续任文成县司法局副局长、文成县峃乡乡长、文成县政府法制办主任等职务。
　　2009年，周慧通过副县级领导干部竞争性选拔，担任温州市龙湾区副区长，后平调到温州市平阳县担任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在文成县工作期间，曾经挂职过温州市信访局副处长，结合他参加公开选拔举动，说明周慧个人很努力，也很在意官场的发展。”蒋儒标认为，周慧没有不珍惜当前职位的理由。
　　不过，周慧辞职了。来自温州官场内部消息，“和他一同辞职的还有同为公务员的妻子，他们从年初已经向组织提出了辞职报告，目前妻子已经离开国内到了意大利。”
　　周慧辞职的理由是打理家族在意大利的产业。据了解，周慧的老家文成县是中国著名的侨乡，30多万居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属在国外发展，这种情况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而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则是近百年来文成华侨安身立命的主战场。
　　据周慧的一朋友介绍，他的家族仅在意大利拥有的超市就超过80家。“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官本位逆转
　　周慧的家族真的很需要他？“当然也有不理解的，比如一位长辈发来的信息形容为‘晴天霹雳’，‘大家庭的巨大损失’。”周慧的感言似乎已暴露他“不成立的辞职理由”。
　　周慧的辞职恰恰是逆现状的非正常行为。多年来，温州政府部门采取“无为而治”，成就了温州草根繁荣。“伴随着财富的积累，几乎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个体老板开始培育子女在政府层面发展。”多名温州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官本位”与“财富本位”发生了逆转。自2004年开始公务员报考人数屡攀新高，温州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持续居浙江首位。
　　数据显示，2002年温州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为19：1，到2005年，跃至34：1，2006年又攀升至44：1，近年都在50：1以上。
　　温州成为浙江公务员报考人数最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地区。2010年6月该市环卫处8个“80后大学生粪便处理工”岗位，竟引来1102人报名，招聘人数与报名人数之比接近1：140。
　　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已经无法吸引体制内官员下海，并影响到年轻人“回到体制内”的就业选择，究其原因或是日益恶化的民企生存环境。近年来，经历了长期高速发展的温州经济已经疲态尽显，发展速度由浙江之首跌至末位。
　　“当前并不是官员辞职的最佳时期。” 蒋儒标认为，“相比下海，留在机关更加稳妥。”
内心不妥协
　　周慧不合时宜的辞职或许并不是“风轻云淡”。“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务员面对的工作对象变得多样化，问题复杂化，压力越来越大。”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卓高生认为。
　　一方面，温州官方期望通过强化政府主导性投入，以政府投资带动全社会投资，但终难见起色；另一方面，民企在国进民退环境中生存愈加举步维艰。
　　新一届领导集体“八项规定”出台后，官员治理开始强化，官员的工作开始成为有风险的职业。“一部分有想法的官员，无法与这个体制达成妥协，辞职成为必然。”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姜宗福说，他因为无法与体制调和曾经辞任湖南临湘副市长。
　　周慧的辞职感言亦有透露。“如果这个职位是个官位，而且是个有点分量的官位，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如果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的话，情况就更引人侧目了。我想，这前面要加个定语，中国式，也就是中国式辞官，这样大部分人应该都能够明白了。”
　　只是，周慧这样的人很多，却没有周慧一样的机会。“在不少人的眼中，我们这样职位的人，属于位高权重，油水多多，且无需劳神费力。而当你对其说现实的情况的时候，换回的是不解的神情，甚至是轻蔑的哼声。”
　　姜宗福认为，以往官场生态很不好。“老百姓仇视，上级领导轻视，同级别同事虎视，合法收入很少。不给领导当孙子上不了，不背后捅刀子位置上不了。每月收入日子过不到，逼得贪污受贿与老板勾结坑害老百姓，被仇视自是避免不了。”
　　“夏虫不可语冰。”温州一官员认为，周慧要的可能正是他感言中所写，“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
辞职或涌动
　　周慧的辞职是否会形成新一波官员辞职潮？“这只是一个个案。如果周慧在官场过的并不开心，又有家族产业需要打理，周慧的辞职就有了选择。”蒋儒标认为，由于目前经济形势并不好，官员辞职潮不会形成。
　　温州官员辞职潮基本可以分为三次。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第一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即在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实际上只是原有编制待遇的平移。
　　1992年，辞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停薪留职”者居多。下海者仍然保留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海水吃呛”，生意失败，仍可回去做官，还美其名曰“经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
　　第三次浪潮发生在2003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一波辞职是官员向商人正式转变的开始。温州官员辞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开始集中出现。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从2000年到2003年3月，该省共有125名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或提前退休，厅级官员就有9名，其中大部分发生在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
　　2003年4月，时年45岁的温州副市长吴敏一和另一位副市长、52岁的林培云，以及56岁的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下海。
　　这一次辞职，将官员下海推至顶峰。“温州政府开明，温州人敢于创新，以及温州老板遍地，官员转身从商的财富机会比其他地方较多，为官员个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蒋儒标分析说。
　　资料显示，官员辞职下海“呛水”的居多。“官员辞职后主要面临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官好当，但商不好经。”姜宗福认为，官员辞职时的心态是很复杂的。绝大多数主要是担心下海后混的不好怎么见人的问题。
　　过去官员辞职或主动或被动，这一次如果再次形成辞职潮，更多地来自被动。姜宗福认为：“这一波的官员辞职与以往不同。一是屁股不干净，怕查，一辞了之；二是用人导向发生改变，官员越来越受约束，捞不到油水，失去了特权，合法收入太少，没意思了，便下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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