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七十三岁时与王力关于文革的重要谈话（节选）

你爸是李刚

　(王力于1991年1月25日)

　　我看到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一月夺权”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就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所以我先把它客观地加以介绍，然后再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们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
　　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主席讲话总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在吃饭前也说过。除上述的话外，他吃饭前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章中找得到。虽然没有用黑体字，但思想是毛主席的。“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有记得听他说过。他说的“全国全面”，是指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他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毛主席说是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说，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他同陶铸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
　　那时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对此都不理解。原来说是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工矿企业和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两个指示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可是我这起草人之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毛主席过生日的谈话后我才知道。
　　毛主席还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至今人们大概也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
　　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连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地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中指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这一条，文化大革命中我听毛主席讲过多次。这一点他是坚持的。但他没有坚持大部不抓。过去说大部不抓，是指确有证据的间谍特务都大部不抓。可是后来扩大到对打倒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没有坚持过去的大部不抓。
　　毛主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一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斗争还是在斗。各级、各个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
　　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话)。
　　毛主席在吃饭之前说了上面一些话。这是他提出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也是他一月份号召全面夺权的根据。这也是他反复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根据。这一番话，也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饭桌上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祝酒说了一句。吃完饭闲谈几句各人就回去了。
　　毛主席过生日的这次谈话，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较重要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以后，我有一些想法，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总结，使我们比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东西。当时我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不象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没有看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那时自己是否没有疑问?也不是。这样的搞法，到底怎么样?我有点担心。当时听了毛主席讲话之后一两天，我对给我开车的中联部司机王贵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还要大搞，看起来所有的干部都要被打倒。后来一九八二年我从秦城出来后，王贵对我说：你看得真准，后来果然是所有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上文选自《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你爸是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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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毛泽东传1949—1976》（节选）


　　自1959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的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毛主席)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地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P.1390


　　几天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问题。毛泽东在插话中又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P.1393-1394

　　五月五日，他(毛主席)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把他这种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 P.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