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腐败:古往今来,腐败一直存在。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过去国民党就是官场腐败,学界、文化界、新闻界、企业界没有腐败,现在我们是全社会各界,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受腐败教育:妈妈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对我不好。今天在我们这里讲公平、正义,觉得现在腐败不好,但到了现在的幼儿园小学生上来或者中学生成人了,他们是不是觉得腐败很不好?恐怕不是,他们觉得在这里面谁都是这样,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关于现实: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容易,做坏事难。应该是好人得到好报,恶人得恶报。这样就是,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长远来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年轻人走进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
关于经济:现在严重的社会分工不是市场的竞争造成的而是权力严重受到侵蚀,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证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如果说美国的利益集团华尔街的大老板们挟持了美国的政府的话,我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政府本身就是大老板,就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利益集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体制非改不可。可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改革也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同一个根源。
关于改革: 首先要改的是“举国体制”,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居庙堂之高者显然比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做而不是说。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财政,财政既然是取之于民用于民,那就要还给老百姓。老百姓想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 以前有一个说法是“改了马上死,不改等死”,到底是谁死必须要弄清楚。就像顾炎武说的,明朝朱家王朝灭了不等于全民族都死了。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不能整个腐败下去,所以孙立平写的溃烂理论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可怕的是全民溃烂,整个精神的堕落。所以眼睛应该向下,而不是总是向上,老是想给决策者提点什么意见,让他们痴心的想着,这种自作多情的事可以少一些。现在更需要的是眼睛向下,即全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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